张娜

　　1993年，任玉岭在北海任副市长期间，组织了一次经济讨论会，很多权威专家都来了。会上，大家讨论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将来的界限在哪里？很多人的观点是，应该控制在17%范围内，但当时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3%。是限制，还是发展？

　　回忆起这次会议，任玉岭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民营经济是一定要限制发展的，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民营经济已经占GDP比重50%以上了，下一步民营经济还要大发展，可能要占到70%以上。”

　　试水民企，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早一批实践者

　　任玉岭接触民营经济是这样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他很快有机会到国外走走，到1983年，任玉岭已经走访了欧美亚十几个国家。

　　“那时，看到国外一些城市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不仅建筑漂亮、街道整齐、汽车如流，而且商店林立，物产极为丰富。人们生活在地毯上，休闲在草坪上，行走在汽车上。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甚至可能就赶不上。因为那时候人家都有私家车，而中国的公车还很少。”任玉岭说到这时仍然感慨良多。

　　也是在那时，任玉岭亲眼目睹了外国公司的风生水起，并在心中悄悄埋下让“公司”这一现代管理制度在中国开花结果的种子。

　　1984年，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的办公室里，任玉岭翻阅到一份《国务院会议纪要》，纪要传达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公司制度是当代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国还没有公司制企业，要在全国大力提倡兴建公司。”任玉岭看了这份纪要后第二天就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成立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并很快报给了商业部、轻工部、中国食品协会和中央书记处。没想到几个部门全都做了批示，同意组建。让任玉岭难忘的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也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像这样的公司建得越多越好”。

　　任玉岭说，成立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主要是为了落实“公司”两字，但那时很多人对“公司制”很模糊，虽然国家大力提倡，但并不出一分钱。任玉岭就带头筹款，筹了36000元，公司开张了。

　　公司成立后，任玉岭与上海的冯容保同时担任董事长。因为冯容保在上海，而公司设在北京，所以公司大小事务大多由任玉岭打理。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公司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进人才不要档案，否则人才进不来；二是实行高工资，比外面高三倍以上；三是实行小汽车办公，提高工作效率；四是扩大开放力度，建立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记者联谊会，把公司置于社会名流、专家和新闻单位的关注和关心之下；五是公司组织了技术小分队，专门向企业推广新菌种，以提高味精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实行董事会监督，总经理负责制。由于公司的新体制、新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第一年就来了个开门红，赚了600万元。

　　“当时也不知道这钱属于谁，也不知道应该给谁。我们赚的钱就给了工厂里的年轻人，给你5万，给他10万，去创业，去开工厂，后来知道这是民营企业。”而作为带头人的任玉岭只享受公司两个待遇：在家装一部电话，一个月80元的交通费。

　　彼时，他仍在国家科委工作，负责组织全国生物技术的“六五”科技攻关，并参与组建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

　　加入星火计划，推动实用技术及民营经济发展

　　公司生意的红火，让任玉岭有想“跳槽”的念头，时任轻工部副部长杜子端也找他谈，建议他辞去公职，全权管理公司。

　　“国家科委坚决不同意，所以一直兼职，后来国家规定，国家干部不许兼职，我才彻底离开公司，继续留在国家科委工作，但我实际上是创办民营企业最早的一批人。”任玉岭对此引以为傲。

　　回到国家科委，他参与组建的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已经成立，主任金发楠得知他创办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并取得骄人成绩后，建议他以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名义也办一个类似机构，希望能在技术推广中创造更大效益。任玉岭经过考虑决定选择啤酒新技术进行突破，但缺乏启动资金。正巧这时赶上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要到广东出差，而其秘书又要参加考试，任玉岭获得机会陪同前往。

　　“一路上，我就把我怎么办味精技术公司，怎样回到生物工程中心，现在推广啤酒技术有哪些想法，给杨主任介绍了一遍，他说这是好事，能够推广又能创造效益，给你700万。”

　　但是在广东一路走来，遇到很多新项目，特别是由国外引进的企业较多，每到一处杨浚都问任玉岭可否在全国推广，任玉岭大多都表示可以。十几天的考察后，杨浚在回京的路上对他讲，“答应你的700万元先不给你了，我们可以搞一个适用新技术推广计划，向国家要一笔钱，你需要的钱就从这个计划中划拨。”

　　后来杨浚说的这个实用技术及推广计划国家批准了，而且给了一大笔钱，这个计划就是后来“星火计划”的前身。在任玉岭看来，星火计划是民营企业活力得到领导重视的结果。

　　星火计划出台后，任玉岭除了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两个处的处长外，还负责星火计划中6个领域的技术开发与推广。他抓出了中国第一个干白葡萄酒（沙城）和第一个干红葡萄酒（昌黎），并将低度白酒广泛推广；他促进了娃哈哈口服液的问世；他推动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培养香蕉种苗厂的建设；他第一个把活性干酵母保存技术引进中国，并在星火计划实施中全力支持了中国第一家活性干酵母厂（安琪儿）的建设；他第一个把配餐西红柿种子带进中国，请农科院教授进行繁育扩种；他最早写文章介绍了“一村一品”运动……

　　政府高参 建言民营经济

　　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是从北京中关村开始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也成为世界新科技浪潮与中国改革洪流的交汇之地。家住中关村的任玉岭亲眼见证了这里民营企业的崛起。

　　“我们公司成立只比四通公司晚一个月。”任玉岭所说的四通公司，是中国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电子信息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1984年5月诞生于中关村。在没有政府一分钱投入，没有国家科研院所做依托的条件下，一群辞去公职的科技人员借款2万元办起来的公司，第一年盈利900万元。

　　“这里每一个公司怎么起来的，我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关村只有一个国营的水果铺，在北京大学的西南角，没有任何公司，几年以后，这里全满了。”对于中关村科技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任玉岭如数家珍，包括民营经济遇到了一些曲折，他说自己都亲身经历过。

　　“那时候叫中关村，也有反对的，反对的人说，这是骗子一条街，后来温家宝同志到中关村调研，向邓小平同志报告，最后肯定了中关村——这是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的产物，所以才有了民营企业的诞生。”

　　任玉岭虽然是中国最早一批民营经济实践者，但因为国家机关需要，后来就没有走民营企业家的道路。但他仍尽己所能推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任玉岭在任全国政协常委和担任国务院参事期间，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为推进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直陈谏言，被数家媒体誉为“任玉岭现象”、“国务院高参”。

　　在他的工作室，记者看到桌上一本《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里面收集了近年来他主要从事“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建言，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建言包括《民营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五个统筹”带给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机遇》、《从大田物流集团看民营经济如何接轨经济全球化》等。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熟悉任玉岭的人都知道，古稀之年的任玉岭生活节奏变得更快了。有人给他做过统计，每年，他最少都要调研22个省、市及自治区，有的省甚至一年要去七八趟。语气铿锵，身体健硕、思维敏捷，气宇轩昂……是任玉岭给很多人的深刻印象，现年75岁的他，没有丝毫懈怠，一直行走在为民请命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