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压力凸现

    投资增速偏高。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4.9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提高2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比上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其中增幅超过35%的省份有16个，超过40%的省份有6个。自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以来，投资增速仅低于2004年度一季度最高点的43%。

    投资规模偏大。一季度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908亿元，按目前进度预计，全年将完成投资额10万亿元以上。根据经济普查数据计算，2002-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是36.1%、40.9%、44.1%和48.6%，预计今年投资率将突破50%。如此大规模和高投资率在国内外工业化历史上从未有过。

    投资结构既有合理的因素，更有令人担忧的方面。合理因素：一是社会、民间投资增长加快。一季度，集体经济、私营企业、其他企业和个体经营投资分别增长71.8%，51.4%、123.5%和178.9%，远远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长水平，社会、民间投资增长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二是农村投资增长加快。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加速，一季度增长18.1%，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令人担忧的方面：一是前期过热行业，投资依然保持在高位。采矿业、制造业投资增长仍在43.2%、36.3%，制造业30个行业中，投资增幅超过40%的有16个，几乎所有行业投资增速都比较快。冶金、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投资仍继续保持在高位。二是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出现过快增长势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长20.2%，比去年全年增幅上升0.4个百分点，房地产施工面积增长23.2%，比去年全年上升6.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增幅超过30%的省份有12个，个别地区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大幅增长，甚至成倍上涨。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过快。各地新开工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尤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额仍居高不下。一季度，城镇施工项目计划投资12.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1%，占去年全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2/3；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

    信贷与土地两个“阀门”遭受冲击

    政府、银行、企业投资扩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内在原因。今年一季度，政府、银行、企业均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从政府看，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争投资、上项目的动力。而且政府热衷投资主要是两大领域，一是重化工业，二是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投资金额很大，对社会总投资影响较大。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各地开工建设新项目的积极性很高。从银行看，由于外汇占款原因，宽货币短时间难以解决，随着银行资本金逐步补充到位，银行贷款约束条件弱化，更重要的是，存贷差进一步扩大，银行需要增加贷款，来消化高储蓄的压力。从企业看，目前外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企业仍主要靠增加规模、扩大产能来参与国内外竞争，在缺乏有效约束下，企业自然有着强烈的投资动机。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投资冲动形成的扩张机制，直接冲击信贷、土地两道“阀门”。

    从信贷来看，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1.26万亿元，同比多增5193亿元，新增贷款已占到全年2.5万亿元预期目标的50%，其中基本建设贷款新增2849亿元，同比多增1111亿元。城建项目打捆贷款，是信贷规模迅速扩张的主要实现形式。从土地来看，年初虽然制定了400万亩建设用地规模，但地方政府变通渠道很多，如以租代征，通过各种方式供给土地，其实际控制作用也大打折扣。

    充分发挥财政调控职能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下一步加强固定资产调控，要继续严把土地审批与信贷投放两个“阀门”，真正从紧控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信贷规模。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调控职能，加强固定资产调控。

    把握投资预算下达节奏，调控好政府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42%，成为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今后将根据形势变化合理把握投资预算下达节奏，切实审查投资方向，对不符合“五个统筹”要求的项目，资金缓下或停下。

    规范政府债务，抑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快增长。目前城建打捆项目贷款，一方面助长了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加大部分城市政府债务风险。根据抽样调查，目前部分城市债务规模大、增长快、偿债能力差，如不及时控制，债务风险将会越来越大。为此，财政部门需要从政府债务管理的角度，清理城市债务、评估债务风险，在此基础上，严防城建投资超越财政承受范围。

    建立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我国企业生产环境、资源、安全成本长期严重低估，是造成目前经济粗放增长、企业投资盲目扩张的重要原因。为此，应积极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排污权交易与有偿取得改革，补足企业生产的环境、资源、安全成本，建立起生产要素投入约束机制，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有效遏制企业盲目扩大投资的内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