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向冬在站台上等224路公交车，满头大汗。作为上海一个搬家公司的搬运工，“一天搬两户，腰都快累断了。”他一个月差不多可以赚800块，但他更羡慕身边走过的衣着光鲜的大学生们。在洪等车的站台背后，是上海人才市场位于中山西路620号的大门。2005年12月31日，一场人才招聘会刚刚结束，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收拾好摊位匆匆离去，应聘者们从大门络绎而出。2006年就快到了。

　　王瑾依旧站在招聘信息栏前，埋头记录招聘信息，这个来自西北大学的05届本科生已经毕业5个月了。

　　广告设计专业、女生、外地户口??王瑾说在上海的广告公司找份工作是她的理想。“第一份工作有1000块的月薪就可以了，能学到东西就好。”

　　离王瑾不远，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同样拿着纸笔抄写招聘信息。他为自己学工科的儿子跑遍了上海的各个人才招聘会，“本科生的工资太低了，儿子怎么养得活自己？”

　　在应届生汇聚的上海“求职小屋”里，刚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初次就业工资羞于启齿。据记者了解，他们的初职薪水平均在1000元／月。

　　上海劳保局规定，建筑业农民工最低工资为635元，大学生的初次就业工资指导价平均为1000-2000元。在学历的巨大落差之下，分属不同群体的劳动力价格竟然如此接近。

　　“教育投资”的失落

　　从2005年初开始，发端于珠三角的“民工荒”开始在长三角蔓延。大部分观点认为，这种“民工荒”是结构性的、局部性的短缺，在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尤为明显。相较于“民工荒”，大学生过剩同样存在地区性的结构差异。

　　在上海人才市场的“赴西部地区人才”窗口前，驻足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尽管市政府出台过多项鼓励政策号召大学生支持西部开发，“但连续三天，平均每天只收到3份简历”。

　　负责西部相关信息咨询的工作人员介绍，上海一些高校给予志愿服务西部的大学生每人1万元的奖励，但大学生们却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上海找一份3000块月薪的工作，一年可赚36000块；而在西部，除去1万元的奖励，一年要赚26000块谈何容易？”在西部省份，本科生的月薪平均只有1200元左右，“志愿者能有多少？”

　　西北大学的王瑾就认为，“在大城市工作会比其他同学更有出息”，这种想法被多数大学生认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造成了学生，包括以教育投资者身份出现的家长们的不同择业预期，地区性的失业也就成为必然。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陆铭副教授向记者分析，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一个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另一个是信号发送。后者在目前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显得更重要，比如提高受教育者的社会身份。

　　从“教育投资”角度或许可以看出端倪。2004年浙江省城调队对全省24个市县4079户城镇居民教育费用开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19年的教育投入共计14.3万元，如再加上择校费平均5452元，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共需投入14.85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参加各种培训班的累计支出和生活费。

　　陆铭认为，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本身就具有滞后性。家长与毕业生高企的期望值与毕业后回报的落差，更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心理障碍。

　　结构性就业困境的背后

　　近五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在扩招指令的推动下逐年递增：　由2000年的107万人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338万人。教育部门预测，2006年将达到400万人。

　　从表面看，高校扩招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直接原因，“但结构性失业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劳动力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失业。

　　黄娟(化名)是上海一家民营不锈钢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她代表公司在上海人才市场发布了招聘信息。招聘的岗位从文员到工程师，涉及到公司经营的各个领域。

　　该公司设了两个名额的文员岗位，工资1200元，要求大专以上学历，“这是最容易找人的，简历已经收了20多份。”

　　现场工程师职位1个，要求本科学历。“这个很难招，工民建专业的名牌大学生都去国企，非名牌大学的对这个职位薪水要求也不低，最后很难谈拢。”

　　内贸业务员招10个，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最好有工作经验，招来就要能办事的。“其实只要嘴皮子好，学历倒在其次，我们公司的老业务员很多都是中专生、高中生。”

　　外贸业务员要求英语6级，招3个人，却只收了1份简历。“这个职位最难招到人”，起薪开的是1500元加提成，大多谈不拢。“你想啊，英语好的这么点钱能来么？”

　　这家不锈钢企业是行业翘楚，但这两年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要么薪酬谈不拢，要么应届生进来短期做不了事情。”黄娟为此头疼不已。

　　长期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胡瑞文及上海教科院，受教育部委托，正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的调研，其中涉及到不少经济根源的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19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增长1%，减少126万个劳动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增长1%，创造了26万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增长1%，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

　　据胡分析，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已越来越不明显。在转轨时期，国有经济比重及投资份额越大，全社会的就业增加就越困难；而处于成长期的非公经济部门一般不存在冗员包袱，它们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和投资份额越大，就业增长就越快。

　　像黄娟所在的公司，正日益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但在大学生眼中，民营企业远远比不上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外企有吸引力。

　　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参与的大学生就业意愿调查显示，有35.4%的学生愿意去党政机关、18.9%选择去国有事业单位、17.8%选择教学科研、13.6%选择国企、15%选择外企，而只有1.3%选择去私营企业。受高等教育者的人才岗位需求与社会岗位供给之间的矛盾凸显。

　　“国有部门目前的骨干都是40岁上下、学历普遍不高的人群，他们占据了很多重要岗位。如果要完成高学历的年轻人才对他们的置换，至少需要十年时间，而经济转轨期的新老交接，又面临着许多既得利益障碍，谈何容易？”

　　在胡瑞文看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国有单位吸纳能力下降，国有经济部门的垄断优势和民营经济部门的种种掣肘，再加大学生既有的择业观念，都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

　　未来十年仍难改善？

　　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了民工荒的泛滥，而相应的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滞后，则凸显了大学生就业困境背后的高教发展之弊。

　　1998年的高校扩招，作为刺激教育消费的手段之一，使得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姚裕群教授分析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职业结构变化，因为倚赖于既有的师资力量，老化的专业设置无法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培养实践操作能力，造成产业结构对大学生的需求与大学生供给结构不相匹配。

　　根据2004年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它部门所属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统计(参见图2)，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工学类专业，就业率最低的学科是法学类，稳定性最好的科类是教育学，增幅比较明显的是文学类专业。但就业率只是就业形势的一个方面，事实上，金融、贸易、法律、IT类才是中国目前人才最紧缺的行业，人才缺口都在百万以上。

　　这些热门专业往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而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显然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而人才地域分布的不平衡，使发达地区的岗位基本饱和，因此会出现热门专业就业率低的现象。

　　胡预测，未来十年间，大学生的就业困境，仍很难改善，而仅仅靠目前的手段更难奏效。他向记者透露，教育部在十一五期间将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将原先每年20%的平均增幅，调低到6%-8%左右，控制大学扩招规模。“除此之外，只能寄望于通过改善高教质量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