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大米市场竞争白热化

自前些年实施大米支持计划，人为地大幅提高大米收购价之后，长期稳坐国际出口国第一把交椅的泰国地位大受冲击，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等国异军突起。当前，泰国、巴基斯坦和越南三大亚洲主要出口国在我国大米进口市场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三者进口量的差距越来越少。

被中国需求培育起来的巴基斯坦大米供应规模

去年1月份巴基斯坦成为本月我国大米进口第一大国，取代泰国、越南大米的位置。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1月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大米9.02万吨，占1月份进口总量（下同）的45.17%；从越南进口大米5.09万吨，占25.46%；从泰国进口大米5.04万吨，占25.23%。而巴基斯坦大米在2011年全年的进口量也仅为1.16万吨，占大米进口总量比例不足2%。随着国内外大米价差的加大，以及巴基斯坦大米出口供应能力的增强，2012年以来，巴基斯坦大米出口到我国的数量快速增加，并从2012年开始超过泰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进口国。2012、2013年从该国进口大米攀升至57.96万吨，以及41.70万吨；占我国大米进口份额的比率也增加至24.72%和18.58%。2014年1月更是凭借其价格优势，超过越南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国。

从巴基斯坦大米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大米市场的供应是会随着需求膨胀而被培育起来的，我们不能用静态的思维去分析。特定阶段的国际大米市场贸易量是根据当时市场的供需情况来决定的，处于平衡的状态，需求的国家少了，出口的国家自然随之减少，不会有多余的供给平白无故地摆在那。反之，需求多了，供给很快也会跟上来。巴基斯坦大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满足中国市场，它们还在很多品种上做了创新。因此，我们作为国际粮食市场的需求方，应该更有底气，更有话语权，不能总是以当前的供需格局来预测未来，认为我们的进口大米需求一放大，国际市场满足不了我们，就有风险。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能够提早释放加大需求的信息，供应会很快被培育起来。这样的思维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国际粮食市场的贸易。

泰、越价格交替涨跌，大米出口竞争白热化

泰国和越南大米市场份额和比价的交错替换，就是国际大米贸易市场化程度加深，竞争激烈化的表现。据机构观察，2013年泰国、越南大米的价差出现明显变化，两者的价差快速缩小，甚至在12月还出现了越南大米价格超过泰国同等大米价格的情况。而按照惯例，泰国大米价格通常要高50美元/吨左右。这让迫于库存和资金压力不得不降价出售的泰国大米重新具备了市场竞争力。而因为前期需求旺盛，价格上涨的越南大米反过来受到泰国大米的抑制，涨价幅度趋缓。

而进入2014年，泰国和越南大米的价格走势再次反转。监测显示，3月6日，泰国5%破碎率大米FOB出口价格为448美元/吨，比2014年年初上涨28美元/吨；越南5%破碎大米FOB出口价格为400美元/吨，比2014年年初下跌10美元/吨。越南米在2013年下半年起受需求增加而价格走高，导致市场需求减少。根据越南国内数据，2014年1月份越南出口30.7万吨大米，比上年同期减少24%。2月上半月越南出口大米3万吨，同比减少91%。而泰国大米则因价格回落重受市场青睐，加上政府间大米交易量增加，尤其是去年中泰两国政府签订每年从泰国进口100万吨大米的备忘录，目前已进入具体操作阶段。

泰国版“大米最低收购价政策”造成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方法无他，就是取消政策，降低大米价格，让其回落至国际市场认可的水平。当前，国际大米出口市场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价格围绕供需波动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特别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需求的价格弹性较高，预计后期各出口国的报价仍将呈现相互交替的变化，并形成相互抑制的局面。

美国大米“搅局”国际市场

在对中国这个最大的稻米消费国的争夺上，又增添一个强劲的对手——美国。美国长期低调地占据着全球10%的市场份额，是除东南亚国家以外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实际上，美国大米在进军中国市场之前，已经成功进驻其邻国韩国和日本——两个同样以大米文化著称的国家，成为又一个“向爱斯基摩人推销冰块的范例”。

国际需求是美国农民生产大米的指挥棒。尽管美国只生产世界上2%的大米，但其大米交易却占全球的近10%。如我们所知，美国传统饮食习惯中，大米并不是主食，除了满足本土少数族裔（如印度、中日韩等亚裔人群，以及西班牙、墨西哥等）消费需求外，所生产的大部分稻米用于出口。美国生产大米的地区主要是阿肯色、密苏里、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气候适宜，水土优越，生产技术现代化水准高，而且美国的稻农享有高额国家补贴和优惠政策，大米产量和出口量逐年递增。

目前，横亘在美国面前的是大米检验检疫议定书问题。据报道，该议定书将决定美国大米出口商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减少害虫等有害因素。双方的分歧凸显出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要么顺应中国，要么就可能被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消费市场拒之门外。一旦协议达成，据估计，美国每年出口至中国的大米能够达到几百亿美元，这将使中国成为美国粮食的最大买家，数量相当于墨西哥和日本之和。

总体而言，美国这一“搅局者”对大米进口国是个好消息，选择又多了，价格又便宜了。但对于出口国而言肯定是个不大不小的挑战。短期看来，国际大米出口市场的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泰国、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仍将占领前几个位。USDA据算，大米出口国中，预计2014/2015年度泰国大米出口100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50万吨；越南出口67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20万吨；印度出口预计870万吨，减少130万吨；巴基斯坦出口预计390万吨，与上年度相同。

但美国一定是个不可小觑的对手，我们已经领教过其大豆协会的宣传推广能力。东南亚地区相对动荡的局势、国内较为落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设施设备等问题，都会成为制约大米生产、贸易稳定性的因素。如果种植技术和水利条件不改善、不调整种植品种，泰国大米的竞争力将进一步降低。泰国每rai土地(泰国面积单位，约1600平方米)产量仅为450公斤，而一些国家产量更高。业界呼吁泰国全面改善种植过程，降低大米种植成本，对全球大米市场进行进一步调研，设立强制的大米质量标准。这些都是老牌大米出口国面对新的市场格局需要作出的调整。

2、玉米进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作为国际玉米市场上新兴的潜力买家，近期的举动牵扯着几大主要出口国的心。从2010年开始，我国玉米进口突破百万吨，去年为520万吨，已成为全球第五大玉米进口国。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我国玉米进口的主要来源国，2010-2013年，90%以上的玉米都从美国进口。但2014年以来，这个比例大幅下降，其中1-4月来自美国的进口玉米比例下降达9成。中国正在谋求粮食进口国的多元化，以更安全地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今年中巴两国检验检疫部门签署了《关于巴西玉米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巴西玉米获得出口中国的检验检疫资格，自3月31日起允许符合《进口巴西玉米植物检验检疫要求》的巴西玉米进口。而2012年2月份我们与阿根廷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当前，美国、巴西、阿根廷是全球三大玉米出口国。其中美国的出口量最大，达到4318万吨，而巴西和阿根廷的数量也很大，分别达到2000万吨和1600万吨。过去巴西和阿根廷仅仅小规模对华出口玉米，每次出口量只有几百吨。但是随着植物检疫协定等产品安全协议的签署，这将为大批对华出口玉米铺平道路，出口量或将达到每个月数十万吨。

自2013年10月份到今年6月，中国对美国含MR162转基因成分玉米的禁运，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和美方的担忧。因未获进口许可，国内质检部门已作出退运125.2万吨美国玉米以及产品的处理。同时，由于中国质检部门在美国进口的玉米酒糟粕(DDGS)里面检出MIR162转基因成分，从2014年6月开始，退运导致美国对华DDG出口陷入停顿。由于退运事件，嘉吉、ADM等国际粮商以及农场主遭遇数亿美元的损失。

直到2014年年底，MIR162转基因玉米进口才终于获批，这对国内行业来说相当突然，但对美国而言，却是个大为利好的消息。

当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玉米主要出口国，2013年全年进口量超过500万吨，其中91%来自美国，占美国总出口量的10%左右。玉米出口量的下降将影响美国农民收入，这对美国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如果退运事件持续悬而不决，可能会引发小范围的中美贸易战。尽管当前中国玉米的进口量较日本1600万吨、墨西哥1090万吨、韩国900万吨的规模还有一定差距，但其增长趋势是最受国际市场重视的。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届时玉米进口量将达到2200万吨。因此，美国对这个市场市很重视。

中国逐渐成为粗粮进口大国

近年，由于国内外替代性饲粮价差的扩大，加上国家对玉米、小麦等主粮进口的控制，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粗粮的主要进口大国，诸如澳大利亚饲料大麦、美国高粱和泰国木薯等。

2012/13年度中国的高粱进口为63.1万吨，而上个年度激增至416万吨，本年度的进口量可能达到430万吨。

不过，美国农业部参赞表示，高粱进口快速增长，已经引起政府的注意。质检官员一直加强进口高粱船货的质检检测力度。据中国进口商和饲料加工商称，一些主要供应商目前不愿对华销售，因为担心可能面临贸易中断。

3、全球小麦贸易格局风云变幻

尽管小麦主要以口粮消费为主，大部分国家都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但小麦的国际贸易程度较高，仅次于大豆。比较2013/14年度预测数据，全球小麦出口量将达到15019万吨，占年度总产量的21.3%，意味着有21.3%新生产出来的小麦进入了国际市场交易。同为主要口粮的大米贸易程度则要低得多，仅为8%（出口量为3832万吨，产量为47943万吨），这可能与参加贸易的国家结构有关。而工业化属性较强的玉米贸易程度也不及小麦，为11.7%（11477万吨/98096万吨）。大豆的国际贸易程度无疑是最高的，达到35.7%（feedguy）（10868万吨/30479万吨）。2013年小麦的主要出口的主体有美国，欧盟27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土耳其。一直以来，美国出口量最大，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的产量虽不是位居前列，但其消费量也小，年度结余多，因此出口量很大，分别占全球的14%和9%。另外，这3个国家小麦出口量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量的50%，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比例接近80%，属于典型的小麦贸易出口国。俄罗斯也是主要供应国之一，其出口量占世界总量的7%。

当前国际小麦出口头把交椅或将易位了。2014/15年度，欧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主体。2014/15市场年度(7月/6月)迄今，欧盟软小麦出口许可审批量高于2013/14年度同期，欧盟官员预计全年出口量将超过3000万吨。价格竞争力是欧盟小麦出口此起彼伏的重要原因。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推出欧盟版量化宽松政策（QE），每月采购600亿欧元资产，持续到2016年9月。从今年3月1日启动计算，将持续19个月，总额度为1.14万亿欧元。此举将压低欧元汇率，对欧盟的出口有利。此外，重要竞争对手俄罗斯经济形势动荡，给欧盟提供了消化历史最高产量的机会。

而美元则持续走强，有经纪商指出美国小麦价格根本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美国小麦相对其他国家的小麦更不具有价格优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小麦市场竞争中，失去价格优势是很不利的，意味着失去了市场份额。

世界小麦贸易量自1981年超过1亿吨以后，大部分年份在1亿～1.2亿吨之间徘徊。近几年全球小麦贸易量有所增长，2012年超过1.37亿吨，2013年更达到1.64万吨，预计2014年小幅回落至1.5亿吨，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国际贸易量的增长都伴随着当年产量的增长。这表明，小麦的国际贸易很多时候不是一个“谁抢了谁的粮食“的零和博弈，而是双赢的交易，也意味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可以通过价格信息传递给供给方，进而提高产量，满足需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粮食生产与其他很多产品一样，都是需求导向的，有需求就会刺激供给，这个弹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高。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可以避免陷入无缘由的紧张之中，更充分地参与国际贸易，利用国际市场。

4、大豆国际贸易应走出“阴谋论”

2004年大豆“惨案”屡被重提 理性思考却长期缺席

对于2004年我国大豆的血泪史，人们应该耳熟能详：高调外出团购，却被高价套牢，导致国内多家企业倒闭，产业遭遇大洗牌。而这件事通常会被总结为：此乃中国大豆丧失定价权的悲剧！但若细细推敲，或许我们会看到，这不堪回首的篇章，对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其实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其屡屡归咎于外因，不如深挖一下内在问题。

中国大规模“团购”大豆之前，国际市场确实对大豆普遍持减产预期 2003年秋天，美国大豆出现大面积减产，国际市场预言南美大豆也将出现大幅度减产。德刊《油世界》称,全球2003/04年度大豆产量估计为1.9926亿吨，低于2亿吨的消费需求量。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全球供需平衡表中大豆供应将出现异常紧张趋势，国际市场大豆一直看涨。

然而，后来南美大豆并没有出现原来预期的大面积减产，同比产量并未大幅下降。美国的及时降雨使得大豆播种进度非常之快。这可以被看做是“阴谋”，但更多时候，我们也明白，对于产量的预测，还真没哪个机构可以很靠谱。

除产量预期反转外，国内外多种因素利空 当时海洋运费的下跌，也推动了进口大豆价格的下跌。由于2004年中国开始限制铁矿石的进口以及南美的大豆出口低于预计，散装货物的海洋运费出现大幅下跌。4月份以来，从太平洋西北沿岸到日本的运费下降了近4美元，与海湾到日本的运价差在4月中旬达到创记录的每吨31.5美元。

而国内，2004年春夏之交禽流感的爆发打击了畜禽养殖业，直接影响了国内豆粕的消费量。此外，受2004年严厉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行业紧缩银根，使很多榨油企业开不出信用证。对于银行来说，即使没有加强信贷控制的政策，也不愿意给这些企业开信用证。这些榨油企业进口大豆的成本过高，按照现在的大豆油和豆粕的市场价格来看，亏损是必然的。如果开出信用证，很可能出现坏帐。资金链出现断裂后，不少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无力支付大豆货款而被迫违约。

大豆“点价”定价只有利于国外卖家？在每年10月份以后 的国际贸易中，美国都是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而中国则是美国的最大客户，双方贸易价格的确定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其实中国企业向国外贸易商采购大豆的方式很多，可以直接报价，也可以买期权避险，可是国内企业只认准了“点价”这一种方式。而中国油厂之所以接受点价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因为这种结价方式在期货熊市中越后结价越便宜，期货的逐渐走低可以使进口厂商的实际交易价格下降，而在国际贸易引入这种方式的头几年国际大豆市场以熊市为主，因此让中国油厂尝到了甜头，总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所需数量的大豆。

但如果是牛市，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只是，最近几年，国际行情处于牛市整理之中，美国的大豆贸易又被嘉吉公司、ADM公司、邦吉公司等几大公司控制，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农民大多将大豆卖给嘉吉等贸易商，再由他们将大豆运到港口或者仓库，因此，我国进口厂商已经越来越少有进口获利的可能。

中方的集体采购为市场确立看涨预期 对于2004年大豆为何创出历史价格新高，美国大豆协会的Paul Burke曾介绍了一个他自认为“不知能否回答这一问题的情况”。那就是2003年底，中国大豆进口商代表团到芝加哥去访问，其中就有很多美国大豆的大买主。“看到有这么多的买主来到芝加哥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么多重要的买主都出现在市场，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短期看好的情绪，并造成短期价格的上涨。”

其实，他所说的就是中国大豆采购团声势浩大的“集体采购”。鉴于采购团当时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公布与众，被国内媒体指责为“无知”、“愚昧”。这么一个明显的利多因素出现，国际投机者不爆炒一下，才是没有职业道德的表现吧？

大豆融资需求推升进口价格 多年来，大量、无序地进口大豆已经严重冲击和扰乱了国内市场。除了“实打实”的产业需求之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虚拟需求，它被“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市场根本消费不了这么多的大豆。这样的需求就是“融资需求”。因为大豆套利可以带来的利润，会超过价格上的亏损，棕榈油也是同样原因。所以，大豆进口除了源于“实打实”的需求之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需求，它被“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就是融资需求，而这部分需求，大约为15%-20%左右。

谁在操控国际大豆价格？在国内，跨国粮商被认为在垄断食用油价格之外，也利用庞大的物流链条和资金掌控了国际大豆市场的价格，这是较为流行的说法，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事实上，四大粮商要操作价格很难。从CBOT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和持仓量来看，持仓量一般在40万手，最多达到60万手，约需要440亿美元的保证金，每日成交量也在100亿~400亿美元。其中，以善用期货的嘉吉公司为例，其100多年来历史上最高的日平均销售额，含农业、食品、金融和工业等全球总共不到4亿美元，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庞大成交量相比，微不足道，从何操控价格？另外，我们知道，油脂油料品种繁多，相互之间具有很大的替代性，单单一个大豆品种价格的涨跌也难以对整个油脂油料市场构成大的冲击。

全球参与到大豆贸易市场的主体非常多，农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基金、贸易商等等。而在企业的竞争方面，不管是原料采购还是加工产品，这些企业都有激烈的竞争。比如在美国爱荷华州，农民要卖他们的粮食，搜索采购企业，一下就可以找到50多家公司，询问价格，比较服务，比较信誉，然后再决定要卖给谁。

很多有竞争力的大豆贸易商不仅在价格、风险管理等环节进行激烈的竞争，这样的竞争也体现在配套的服务上，比如运输、信用、合同执行等等。所有的市场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大豆等农产品的全球市场已经开放很多年，已经有完整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反垄断保护，任何一家企业没有可能操控价格。

只不过，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因素发挥放大效应，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放大。所以，中国近年来迅速增长的大豆加工能力和大豆需求量，使“中国买家”成了左右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因素，并为国际炒家利用和发挥到了极致，造成了价格“被操纵”的印象。

2014，大豆违约风波再起

2014年，十年之后，中国大豆再次爆发大规模违约。如果说上一次的违约是初涉国际市场，不懂游戏规则的无奈而为，这次则更多是中国大豆贸易商“玩火”的结果，深刻地反映了大豆产业的“金融危机”。

去年，山东三家大豆进口商被曝因无法从银行获得信用证，导致到港的大豆无钱支付。这造成上述企业已经购买的50多万吨美国和巴西大豆出现违约，违约金额在3亿美元左右。卷入违约的包括山东晨曦集团、日照昌华集团、汇福粮油集团、山东光大日月集团和得利斯等。而这些都是主要的大豆进口商。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北京办公室首席代表张小平表示，国内超量订购了大豆，一季度3个月实际进口了1535万吨的大豆，但实际订购量超过2000多万吨。贸易商解决的办法有多种，最不好的是违约，这对国际市场影响很大。

大豆实业“空心化”

1996中国放开大豆进口以来，大豆行业共发生了三次大的危机。原先漫山遍野的日加工几百大豆的油厂已经绝迹，日加工3000-4000吨大豆是目前单体油厂的基本规模。同时，原先民营油厂约90%的比重，降到了目前30%多的水平，“富人进、穷人退”的趋势十分明显。

而2008年由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根子上是“虚拟经济”本末倒置的危机，但其后的影响，对于中国大豆油厂而言，说是“实业主义”危机并不为过。理由有两个，一是2008年后，中国大豆油厂中的“资本型产能”很快从配角跃升为主角；二是2008年后，出现了“进口大豆是为了融资”的事情，且此类进口大豆的份额迅速从2009年的约5%上升到了2011年的约20%水平，成为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

2008年危机后的另一个标志性“新生事物”是，出现了“进口大豆是为了融资”的事情，且此类“融资大豆”迅速达到了约20%的份额，势头是有增无减。这与2008年发端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风暴是直接相关的。金融风暴后，美国为了救市和刺激经济，不管有用没用，不管实体经济需不需要，就是一个劲地印钞票，N次“量化宽松”，并保持联邦基准利率在零的水平，让美元便宜到不能再便宜的水平；相应地，中国当时也一举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一下子撑大了“钢筋混凝土大哥”的胃口，后来说要节食（抑通胀），结果是，全国的工地、特别是民营工地，嗷嗷待哺，民间借贷年息20-30%成平常事。正是这样巨大的内外利息差，催生了包括大豆、棕油、铜、PTA、铁矿石等几乎所有的大宗进口商品“纯为融资而进口的热潮”，即：用银行的信用额度开立利息2-3%的远期信用证来实现进口，到货后立即销售变成现金，在平均约15%的高利息环境下使用一段时间后再对外付款，既可赚利息差，又可获得人民币升值受益，写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新篇章。

起初，此类“融资大豆”是“扰乱市场”的代名词，现在已经成了“香饽饽”，因为它符合市场规律，可以给经济带来正能量。其生命力将一直持续到“人民币高于美元的利差”消失或基本消失。至此，中国大豆油厂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由金融家取代实业家、靠钱赚钱。

出路：戒掉“赌性” 做好实业

对此，我们在往期华南评论《大豆压榨企业亏损原因何在》中做了深入的分析。大豆压榨企业作为工业企业，其理应赚取的是工业加工利润。如果试图预测市场，赚取大豆价格波动差价，则是想获取投机利润了。有人可能说，大豆压榨企业并没有投机啊，他们在价格高位买进大量大豆只不过是担心价格进一步上涨，避免采购成本进一步上升。但是，这种担心大豆价格继续上涨而大量购进的行为本身就是投机。什么样的行为不是投机呢？不管大豆价格如何变化，或者说，根本不去试图预测市场，只是按部就班执行自己的大豆采购计划，这样的行为才不是投机。

投机只要有个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超出一定限度，以至于失败就会严重影响个人生活、企业经营，就是大问题了。这个时候，投机就不叫投机，叫赌博了。大豆压榨企业100%不投机也许有点困难，但是只要企业把这种投机限制在一定程度，那么大豆价格的巨幅波动就不至于对企业经营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全行业整体亏损的现实表明，我们的企业普遍投机过度了。在大豆价格处于高位时，采购了过多的大豆，就是明证。如果企业不因为大豆价格猛涨而过分加大大豆采购，不因为大豆价格暴跌而减少采购，把全年的采购计划完全均匀进行，那么大豆价格的暴涨暴跌对企业的经营影响就很小了。

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简单，但是真正贯彻下去的企业很少。为什么？人性。人性的弱点就是难以对市场波动无动于衷，难以克服试图去预测市场战胜市场的冲动。因此，需要制度进行约束。而制度恰恰是中国企业的短板，这就是相较于欧美成熟企业，中国企业具有赌徒性格的主因。

虽然欧美公司因投机失败导致破产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主要集中于本来就是以投机为生的金融领域，实业领域的企业很少有因投机失败导致巨亏的。实际上，它们就很少投机。既然是做实业，就必须老老实实做好企业的产品，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以此牟利。这是它们普遍坚持的理念。以实业投资的理念投资股票，坚持不投机，让巴菲特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对于那些本就是实业的大豆压榨企业乃至整个粮食产业，投机从来都不是致富的根本途径。这需要制度的正面激励，也需要企业经营理念的转变。

5、如何参与粮食国际贸易

认识：买方市场，买方话语权

市场经济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买方市场”而非“卖方市场”，因为从来都是卖方使出浑身解数把产品卖出去，而很少有买方为买某件商品费尽千辛万苦。而中国已经是国际粮食市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买方”，如何提高买方的话语权，更好地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是国内企业要好好修炼的一课。

企业定价权的背后实际上是产业实力，中国企业缺乏定价权，本质上是缺乏产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其实，定价权的定义就是一个产业的概念。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拥有定价权的公司通常是行业龙头、技术领先企业，或替代产品少，有刚性需求，这类公司利润率稳定且能不断提升。

当前，我们“卖什么什么就跌”，关键在于卖的东西大多数以“低价”为竞争优势，当这样的产品大量上市，供应全球，就只能卖什么什么就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资源”，被烙上的都是“廉价”的印，而像苹果手机这样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中国出口产品，还真不多见。即使是已经在巴西占据了重要市场份额的国产汽车品牌和在印度举足轻重的手机品牌，走的还是低价战略。大宗商品的出口更不用说了，像稀土这样不计环境成本开采所得的资源，对外的唯一优势只能是“低价”。而从事这些低附加值产业的企业，又多大以散兵游勇为主，行业集中度远低于国际水平，很难形成合力。而谈判的外方，产业集中度高，以铁矿石为例，全球铁矿石贸易主要集中在力拓、必和必拓与淡水河谷三个主要跨国集团，谈判力量的对比优劣立现。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加速进行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逐步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定价中取得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既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但同时也具有“中国特色”。如2011年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大幅上涨，背后很多程度就是因为中国的泡沫需求，这样的需求形成了较强的刚性，对价格不太敏感，因为价格的上涨会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或因杀红了眼，而对风险收益有了更高的偏好。总之，这导致了市场对大宗商品的过度需求，推升价格涨幅。当这样的不基于产业的正常需求退去，如今年的铁矿石，价格随即大跌。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完成了一个“世界工厂”的构建。在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形成之后，对进口原料的依赖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依赖进口原料的制造业必然面对大宗商品市场的高风险。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只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才能化解。所以在现阶段，化解风险的方法有两个，其一是参与，也就是通过积极参与衍生品交易来规避价格风险，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其二是控制，即通过跨国并购来控制海外的原材料供给，其三是升级，升级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与产品附加值；淘汰过剩产能，挤出非产业泡沫，还原正常的大宗商品需求。

而对于企业，怎样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市场上的波动呢？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很多大企业也是这么做的。实体企业都需要库存，而有库存就意味着存在“风险敞口”，因为在库存销售之前的这段时间，价格是时刻波动的。而善用期货市场的套保功能就有可能把敞口风险降到最低。以大豆市场为例，在今年行情的分界点8月份，某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采购50万吨大豆，这50万吨大豆从采购之日起就面对着价格随时变动的敞口风险。为避免未来价格下跌，企业可于9月份（或未来其他觉得合适的时间）在期货市场做空，卖出50万吨，这个时候企业就实现了“零库存”：现货市场的正向库存50万吨和期货市场的负向库存50万吨相抵消，从而实现了“零风险”。当然，这个方法会让你在行情预测准确的时候赚得少一些，但也让你在行情预测错误的时候少亏一点。这样就可以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避免大起大落，既不奢求于一夜暴富，也不会担心一朝回到解放前，甚至一无所有，永远从市场消失，从而让企业专心经营产品、培育市场、关注内部管理，获得长久的发展。比较2004年和2008年的大豆行业，可看出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重要性。2004年国际大豆大幅波动（也是国人对USDA“操控行情”的经典指责），半年内价格从1005美分/蒲式耳腰斩至510美分/蒲式耳，整个行业高买低卖亏损巨大，导致民营企业纷纷破产，占比从之前的70%以上降低至20%左右。而2008年国际大豆的价格波动更大，CBOT美豆指数从1641美分/蒲式耳下跌至798美分/蒲式耳。但这次风波中却很少企业倒掉，整个行业基本保持稳定。原因就在于经过2004年教训，2008年时大家都做套期保值，现货市场的亏损在期货上得到了弥补。

开放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人理解国际贸易的实质。双边贸易的实质就是双赢。目力所及的中国社会的所有进步和成功，无一不来自开放的成果。在血的教训和铁的事实前，用更识时务的心态、更符合现代人的思维去看待经济领域的国际贸易，或许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