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晓明，1966年出生，上海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图中他正在实验室优选精子。/晨报记者 吴磊 实习生 宋杨

　　滕晓明在看门诊，手上拿着检查单。他的病人神情总有点严肃，有时离开时会略显释然。/晨报记者 吴磊 实习生 宋杨

1985年，在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受访者供图

　　“爸爸，这是在做什么？ ”十多年前，5岁的女儿向滕晓明发问。

　　那时，每天晚上，他都会在电脑上观看自己当天单精子注射的录像，摸索操作中的不足之处。女儿在他身边玩，正好抬头看到了电脑上的画面。

　　滕晓明简单地向她解释了一下所做的事情，她似懂非懂，继续问：“把精子扎到卵子里，卵子会痛吗？ ”

　　滕晓明很惊讶，他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从来没想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他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女儿：“它肯定会痛的，只是它不会叫，不会表达。所以爸爸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扎得太狠，否则第二天，它可能就会痛得死掉了。 ”

　　女儿的这个问题很郑重地提醒滕晓明，他在工作中所接触的精子、卵子、胚胎，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细胞，都是有生命的，必须慎重地对待。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来认识上海最早从事试管婴儿工作的医生滕晓明。

　　1999年，学习一项新技术：试管婴儿

　　周四上午，滕晓明有门诊。

　　进来一对年轻的夫妻，结婚三年多，还没有生育。“医生，这是你刚才让我去做检查的单子。”丈夫递过一张化验单。

　　滕晓明看着，对照了之前的一张检查单，“这次有点进步，数据还可以。接下来，女方可以考虑检查一下输卵管。”

　　妻子有点不安：“输卵管检查对身体会有损伤吗，检查之后什么时候能准备怀孕？”

　　滕晓明一一解释了妻子的问题，最后他说：“从男方的检查结果来看，虽然成功几率会低一点，但还是有机会的，你们要尝试自然怀孕，那是最好的。”

　　夫妻俩略显释然地离开。

　　紧接着又进来一位男士：“医生，我想请你看看我这边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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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晓明的诊室不大，只有几平方米，来就诊的患者神情总有点严肃。他们大多是已做过多次检查，进行过一些治疗，甚至用过多种偏方的夫妻。有时一对夫妻来看病，双方父母都跟着，小小的诊疗室会挤满人。中国式怀孕，往往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滕医生，患者来你这里，都是带着不孕不育的苦恼而来，希望你能给他们解决问题。

　　滕晓明：是的，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多，我早上已经看了20多个门诊。

　　星期日：大多是夫妻一起来的吗？

　　滕晓明：我主张夫妻同治，而且我的治疗原则是，先让丈夫做检查，再让妻子做，因为女性所要做的检查总是会给她们带来痛苦，甚至对身体有一点损伤。我刚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一对武汉来的夫妻，他们去过武汉、北京、广州等多地的大医院，来的时候女方带来了厚厚的一叠病历，她几乎把要做的检查都做过了，甚至不止做过一次，药也吃了，治疗也做了，但依然没有怀孕。看完病历，我首先问，男方有没有做过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丈夫当时非常坚定地说：“我做过检查了，是好的。”我说，那请你把报告给我看一下。丈夫听了很生气，他说结果就是好的，不用看。我很坚持：如果我不能够看到报告，接下去就没办法进行治疗。最后丈夫总算答应下来去做检查，结果是无精子症。这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一般都会让丈夫先做检查，没有问题再查妻子的。

　　滕晓明的工作是为那些在婚后多年未生育的夫妻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或适当的心理调整来解决的，但有时仍有一些生理上的因素，导致无法自然怀孕。

　　早就有前辈为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努力。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是罗伯特·爱德华兹和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共同研究的成果。

　　人们习惯于把“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叫“试管婴儿”。事实上，体外受精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是把卵子和精子都拿到体外来，让它们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受精过程，然后把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的子宫中，在子宫中孕育成为孩子。

　　1999年，在泌尿外科工作的滕晓明接到了一项任务，去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学习试管婴儿技术。

　　星期日：当时你对试管婴儿了解多少？

　　滕晓明：这是全新的挑战，教科书上根本没有相关内容，我只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曾说过试管婴儿这件事，当时听到，心里一阵感叹：哇，很神秘。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是1988年诞生的，1999年那会还觉得是很神秘的事情，内地能做试管婴儿的生殖中心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彼此之间也很少有交流的机会，所以单位才会把我派去香港学习。

　　星期日：你去香港学习，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

　　滕晓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那个实验室给人的感觉。虽然它很小，但是很完善，有很人性化的设计，细节设计都很好。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东西放什么位置，都固定下来，让人一找就能找到。进实验室需要换鞋，有的人脚会有味道怎么办？在实验室门口，放的不是拖鞋，而是雨鞋。很多细节，你根本想像不到，而他们就都考虑到了。现在在我们实验室，我沿用了香港那边的规矩，要求用管子把胚胎从这个培养皿移到另一个培养皿之前，必须得把管子在培养液里蘸一下，吸一点培养液上去，然后再放掉。为什么？一是为了洗管子，二是使管子的温度和培养液差不多，减少对胚胎的不良刺激。当时我在香港看到实验室工作人员这么做的时候，一开始也非常不解，后来就慢慢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觉得，胚胎实验室跟一个人一样，气质是靠打造出来的。它不是你一天两天能学会的东西，不是想模仿就能够模仿过来的。我去学习了半年，但那些理念我是在后来十多年的工作中才慢慢积累应用的。

　　患者低着头，哭，我也差点哭出来了

　　从香港学习回来后，滕晓明负责胚胎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医院的试管婴儿工作在1999年底、2000年初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临床、实验室，滕晓明和他的同伴们都在埋头做自己的工作。当一切就绪的时候，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患者。

　　滕晓明非常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位。一名年轻的女子，从苏州来的。“她长得很清秀，可是眉头一直紧锁着，每次来看到我会笑一下，但那笑就像是挤出来的一样。走进门坐在我对面的时候，她又回复到那种眉头紧锁的状态，有些木，有点呆滞。”

　　看不孕不育，滕晓明见多了这样的女性，她们心情压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名女子的问题是输卵管堵塞，她和丈夫遍访各家医院，还做了当时先进的宫腹腔手术。折腾了很多时间，但是仍然没有遂愿。

　　这次，滕晓明告诉她，医院现在有了试管婴儿技术，刚建了实验室，如果她愿意，可以尝试。“说的时候，我心里也还没底，我是带着心虚的感觉的。”谁知，这名患者在考虑了一下后，说：“滕医生，我在你这里看了很久，我是信任你的，我愿意在你们这里试试。”

　　于是，她成了首批做试管婴儿妈妈中的一位，七分之一。

　　星期日：当这名让你印象深刻的患者决定做试管婴儿的时候，你感觉到她有什么感受，焦虑吗？

　　滕晓明：我感觉她还行，我比她焦虑。

　　星期日：你焦虑什么？

　　滕晓明：那时肯定要追求成功，心理压力很大。而那时对于自己的技术，能不能临床应用，是完全没有底的。虽然我在香港学习过，回来也建了实验室，但是我还没有亲手完整地做过一例患者。我和同事都只是负责各自的那个环节，在临床实验上还没有合作过。就像学烧菜一样，一个个菜的烧法学过，但烧一整桌菜，能否从色香味上把它们完整地统一起来？我心里还没有底。

　　星期日：所以那些患者愿意在你们这里做试管婴儿，出于很大的勇气。

　　滕晓明：我很感激这些病人。你想想看，你会不担心，不担忧吗？她越是对你信任，你就会越担心。如果她给我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行我再去其他地方做，那我或许还好一点。但她给我一种完全托付给我们的感觉。所以我压力很大，但当时也不能流露出来。

　　星期日：没有流露出来？全部忍在心里？

　　滕晓明：那肯定的。所以当时在准备过程中，一切都要做得更充分。我记得很清楚，培养箱进入实验室之后，为了看它能不能正常运作，我就拿了一些精液的标本放在里面，中午十二点放，到了半夜再跑到实验室去观察，观察过了十二个小时候后它的活力怎么样。面对这些患者的话，你没有理由去松懈，没有理由去找借口，也没退路的。

　　星期日：当时心里没底，但内心又很渴望成功，这很折磨人。

　　滕晓明：是的，会一直担忧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明明一切到位了，但还是要去看一下。那段时间，我们完全围绕患者的身体状况、月经周期转，什么时候排卵了，什么时候取卵，然后加精，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

　　胚胎移植14天后，患者会来到医院检查，看是否怀孕。第一个来检查，没有成功。第二个，还是没有怀孕，第三个，仍然没有……虽然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滕晓明说这种感觉就像买彩票一样，买完之后，总幻想着明天能中彩票，“万一我中了怎么办？”

　　内心也曾有过无数次想像，明天患者来测，测出来是两条杠，该怎么庆祝？然后脑海中另一个想法就把这个想像压下去了：哎呀，如果怀不了孕，怎么办？！

　　怀不了孕！万一怀孕！两个想法在脑海中不断打架。

　　虽然从香港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建立了完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都非常认真且负责，但对于结果，滕晓明根本无法预估，也无从干预。

　　第四个，第五个，检测纸上依然只是一条杠。滕晓明的焦虑渐渐地在增加，他和同事反复地去回忆，做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问题，检查做过的每一个细节，看哪里有可能出现问题。

　　能互相安慰的只有同事了，但滕晓明觉得那时大家各有各的压力，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所负责的实验室承担着培育试管婴儿很重要的责任，“第七个不怀孕，第十个不怀孕，第二十个还是不怀孕怎么办？”他不敢再往下想。但有的时候，头脑中乐观的小人会冒出来一下，“还有几个没来查，如果下一个怀孕的话，那我就是英雄了。”滕晓明抱着这样的期待，但是直到第七个，依然是没有怀孕。这就意味着滕晓明首批做的七名患者，统统失败，其中包括那个从苏州来的女子。

　　星期日：我知道，对于怀孕来说，有时会被心理因素影响，太想要孩子，太焦虑，有时反而很难怀孕。那第一次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你们医生是很焦虑的，那对于结果会不会有影响？

　　滕晓明：我尽量减少吧，尽量减少以我们的情绪去影响病人。

　　星期日：不是说影响病人。当时你们是作为新人，这种紧张感确实是存在的，你如何调节你自己的心理？

　　滕晓明：那时有一些没有移植的胚胎，我们就对着这些废弃的标本反复练，每个环节要越熟练越好。我想我今天多练一小时，这个病人下一步成功的概率可能多5%、10%。那时是想尽一切办法了，你叫我不睡觉不吃饭，只要能保证下一个怀孕，我都愿意。那时就是这样的心理，压力确实非常大。同事之间能互相安慰，但也不能完全理解，临床的在想临床上的事，我们实验室的在想实验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焦虑。

　　星期日：当那名苏州来的患者，发现自己没有怀孕的时候，她有怎么样的感受？

　　滕晓明：我记得很清楚，她做完检查之后，就坐在我们的一间休息室里面，低着头，哭。我走过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手放在她的头上，轻轻地安抚了一下。我说：“你不要哭了。”当时我没什么话好说的，只能用这个动作安慰她。我自己差点也哭出来了，但是我控制住了。

　　星期日：你为什么也那么难过？

　　滕晓明：我觉得我没能帮上她的忙。

　　星期日：有自责的情绪？

　　滕晓明：对。她这么信任我，而我却没帮上忙。哭完之后，她说，没事的，我哭出来就好了。那个时候，她一直在看病，一直在受打击，几乎已经麻木了，能哭出来其实是好事，你说是不是？之后，她又和我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她说，滕医生，我想继续做，只要你们觉得我身体状况还可以做下去，那就继续做。哪一天你们告诉我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做。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些东西可能会忘，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当时她的话给了我们多少鼓励啊。假如那七个病人全部扭头走了，嗤之以鼻，那你想想我们的信心又会怎么样呢？

　　看着婴儿，脑子里闪现出她胚胎时的样子，两个细胞的，一些碎片

　　第一批试管婴儿全部失败。医院请来香港的专家“会诊”，查看在整个试管婴儿的操作流程中，是否存在问题。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所以继续。

　　第二批有四个家庭接受了试管婴儿手术，滕晓明的心依然忐忑。胚胎移植后，14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进行怀孕检测。滕晓明揣测，一是可能他们忘记了这样的流程，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觉得肯定怀不上，没有来检测的必要。

　　护士打电话让患者前来检测，第一张试纸上显示出了滕晓明等苦苦追求的两条杠。一个医生兴奋地拿着检测试纸奔到院长办公室，大喊：“院长，怀孕了！”院长莫名其妙，“谁怀孕了？”后来了解到是试管婴儿做成功了，院长也非常高兴。“那一天绝到什么程度？”滕晓明说：“第一个患者来测了怀孕之后，我们沉浸在兴奋之中，第二个来了，又怀孕，然后第三、第四个都怀孕了。真的开心死了，幸福来得太快了！”

　　曾经幻想了无数遍这样的场景来临，想要拥抱，想要庆祝，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滕晓明他们什么也没做。下班之后，几个医生相约着去喝酒庆祝，“我们说要奢侈一下去庆祝，可也没有庆祝，坐在那里觉得很累，我们就傻傻地喝了点啤酒，然后回家了。”

　　从筹建实验室，到第一个患者怀孕，已有近半年的时间。

　　滕晓明：在这次做成功后，我们在技术和信心上面，都有更大进展，所以之后我给那名苏州的患者做胚胎移植手术，她也成功了，生了一个女儿。

　　星期日：当时她有怎么样的感受，很高兴吧？

　　滕晓明：我印象中她很平静。

　　星期日：平静？

　　滕晓明：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我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要去部队基层连队锻炼。当时规定是锻炼一年，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事情而拖延了，那时我们都盼着离开，希望尽早去医院展开工作，可是盼啊盼，通知一直没有来，那时都快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了。延期了近一年后通知终于下来了，在焦虑了那么长时间后，得知我可以回上海的那个瞬间，我的感觉绝对不是兴奋，而是一种疲劳，觉得好累，想好好睡上几天。

　　我估计她也是这样的感觉，她期盼了那么多年，一旦拿到“两条杠”，我觉得她的感受并不是兴奋得要跳起来，因为如果期盼很久，压抑很深的话，是跳不起来，跳不动的，反而会有一种瘫掉的感觉，心里那块折磨人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后来她的女儿出生之后还抱来给我看，我看着她的孩子，我说：“我脑子里闪现出什么，你知道吗？是你女儿胚胎的样子，是两个细胞的，还有一些碎片。”

　　星期日：啊？

　　滕晓明：我画给你看。（下图）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就是印象深刻到这种程度啊。那个时候一直盯着这些胚胎看，所以当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他们胚胎的样子，有的里面是两片细胞，有的是四个细胞。患者的胚胎我们都是拍照片的，保留在那里做资料。

　　星期日：对这些患者的胚胎印象特别深刻？

　　滕晓明：对，最初的这些患者。胚胎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包括这些患者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时候该来打针了，我们都很清楚，当时就是完全围绕着这些患者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