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盛产宅男女的年代里，在中国这个摩托车受限严重的国度里，哈雷戴维森这个词语显得有些小众。该怎么切入这个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祗呢？它代表的不是恼人的轰鸣声，也不仅仅代表速度，财富象征也算不上。自由应该是最贴近哈雷戴维森的的词语，但在粗浅翻阅哈雷戴维森的历史之后，我想说的是，哈雷戴维森更像是这样一种描述：风景就在那里，你去或者不去对你来说是不同的；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抵达风景，对你来说也是不同的；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经过风景，同样对你来说也是不同的；哈雷戴维森就是这些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无可替代的那一种。

时间回到19世纪末的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在严酷的冬季，冰冷刺骨的寒风扫过密歇根湖面，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在路上瑟瑟发抖。有些幸运儿会在马车里从此地赶往彼地，还有更幸运的人在汽油驱动的车辆里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但这种特权是属于有钱人或者制造这些车辆的发明家。大部分人只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在马蹄踏过或者大雨滂沱之后的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

　　在当时，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只有50岁，儿童常常会死于无法救治的病症。电梯、自来水、电灯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物质条件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城市之间的主要旅行方式是铁路。一家人旅行时需要在密尔沃基上火车，向南行进到芝加哥，再从那里向东或者向西旅行—这在当时可是一桩大事。

　　但是人们想要出行，他们想要游览并亲身感受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探险、向往自由，这些天性埋藏在思想的深处，无法遏制。就像只要条件合适，几乎没有人会拒绝登上月球，遨游太空。

人们需要更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人开始在自行车上装上汽油发动机。阿瑟戴维森和他的邻居比尔哈雷就是痴迷其中的聪明小伙子。他们是终生好友，在20多岁的时候都在同一家密尔沃基的金属制造厂工作。阿瑟是一位模型技工，态度友善，讨人喜欢。比尔·哈雷是一位见习制图员，他们二人都喜欢在业余时间鼓捣各种物件，可说是一拍即合。

　　晚间，他们就在北37街315号戴维森家的地下室里面尝试制造摩托车—这里距离后来公司的朱诺大街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后来，摩托车的开发工作被转移到了后院中的一个小棚子里面。

　　经过两年的试验，几位创始人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是他们依然需要更多的机械知识。他们找到了阿瑟的兄弟沃特—居住和工作在堪萨斯的一位铁路机械师。当沃特回到家时，他研究了设计蓝图，并决定留在密尔沃基，帮助他们完成第一台摩托车的制造。

为了获得更大的空间，他们在家里的后院中搭建了一个10*15英尺的木棚，专门用于摩托车开发项目。木棚的前门上写着“HARLEY-DAVIDSON MOTOR CO.”（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的字样—这是这两个姓氏第一次出现在一起。至于谁的姓氏在前面，谁在乎呢？当夜以继日地在那个小棚子中工作时，这些年轻的发明家们是否能够预见到未来的前景？我深信他们不能。公司的创始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的公司将发展成为一个被全球车迷一致推崇的伟大企业。他们创建的是一座丰碑—尽管当时的人们还无法预见到这一点。简而言之，一切由此开始。

　　1903/04，序列号1号。这是第一款量产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尽管在它之前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型车）。经过大量试验，最终才能创造出这种真正具有实用性的交通方式。那时候的产品性能就是一切，这辆摩托车的美妙之处在于其简单平实。功能决定样式(Form follows function)—前车架的曲线沿着前轮轮廓向下延伸，再围绕曲轴箱形成一条弧线。人们相信，最初的车型可能会被用于某种比赛用途。它没有任何挡泥板，装备简单到了极致—一个发动机加上一套车轮，仅此而已。这辆车上有一个脚踏板系统，需要蹬踏才能启动摩托车的发动机。

1908年，哈雷戴维森赛车传统开始了。在那个年代中，成立不久的摩托车公司必须要花费很多气力，向客户证明两轮的车辆同样值得购买。速度是一个问题，而可靠性则是更大的问题。如果某人想要放弃骑马或者骑自行车，而使用昂贵的摩托车，那么他最不希望遇到的事情就是车辆发生故障。

　　比赛之后，沃特表示，与大多数其他车手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携带很多备品零件。这证明了他对自己产品的强大信心。要知道，他参赛时驾驶的车辆只是一辆未经改装的成品摩托车而已。关于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之安全可靠的传闻不胫而走—沃特戴维森也因此名声大噪。

　　到1910年代中期，摩托车赛车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大众普遍接受的观赏性运动。每个周末，赛道或者耐力赛事的车速和成绩都将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哈雷戴维森、印第安人(Indian)和Excelsior-Henderson等名字迅速成为脍炙人口的顶尖品牌。

此外，在摩托车早期发展中，时尚之类的需求是让位于功能的。最早期的人们也能意识到，骑乘哈雷戴维森的警官总是能够立刻得到关注和敬意。在底特律购买哈雷戴维森之后，很多其他警署也购买了哈雷戴维森警用车型。几年之间，全国各地的警署都在使用哈雷戴维森。这为奠定哈雷戴维森的优质口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邮政服务从1910年代早期开始使用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投递邮件。摩托车的大小和操作灵活性远远胜于马匹和马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而且摩托车的使用成本也相对较低。

　　但这些只是哈雷戴维森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初始原因，与如今人们听到这个品牌的名字时的感受相去甚远。骑行文化才是如今哈雷戴维森王国的核心。随着摩托车作为一种具有实用性而且充满乐趣的个人和商用交通工具开始被人们广为接受，骑乘摩托车也逐渐变成了一项爱好，而各种爱好都能够吸引大批志趣相投者。短短几年之内，骑手们的小规模聚会自然形成，并不断扩大。将自己的故事和经历与志同道合者分享，这是享受个人爱好的最佳方式。

当讲述骑行过程时，骑手们会谈到驾驶两轮车时的激昂情绪、隆隆向前时所感受的强大动力以及过弯时反作用离心力带来的令人兴奋的快感。

　　骑手们会谈到，与乘坐轿车相比，在摩托车上可以更加真切地接触到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的感官不断被各种事物撞击着—常青树、刚刚割下的青草和海风中的阵阵清香。我们可以感受到V-Twin发动机的强烈脉动，风从脸上划过。每次在路上飞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每一件事物都触手可及，真真切切、纯纯粹粹。

　　骑手们会谈到“自由”—由于情感价值的原因，这是最难理解的一种概念。片刻摆脱日常的繁杂琐事，让自己享受一下纯粹的乐趣，还有什么感觉比这个还好？开始一段旅程，不管只有15分钟还是15天，目的地在哪里也并不重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追求乐趣和纯粹的冒险。

　　随着哈雷戴维森以及其他制造商的发展，公众开始了解摩托车产品。当时的情况和今天毫无二致：摩托车并非适合每一个人。只有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才坚持下来，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而“冒险”正是关键所在。正如骑乘马达驱动的车辆去欣赏乡间景色一样具有诱惑力，意料之外的情况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不仅道路荒僻，颇具挑战性，机械设计当时也正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今天我们视为稀松平常的摩托车性能—比如发动机毫无故障地工作，或者制动系统性能保持稳定等等—在当时并没有保障。骑手们需要掌握相当程度的机械知识，尤其是在远离家园、无处求救之处发生故障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很多公司都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哈雷戴维森也不例外。美国的盟国愈加依赖摩托车来加强防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当年的盟友苏联军队采购了30000辆WLA，被用于从传递信息到军事侦查的各个领域，其穿越崎岖地形的能力受到了高度赞许。到美国直接参战时，几乎所有哈雷戴维森摩托车都被用于战争，超过9万辆军用摩托车在世界各地服役。

　　在战后时期，美国人民感到放松和安全，他们想要走出家门，享受快乐，游览整个国家。而骑摩托车就是此类旅行的最佳方式。因此，成千上万的新骑手和战争老兵们驾着哈雷戴维森上路了。哈雷戴维森休闲型摩托车的销量由此急剧增长。

不过正如中国古话说的那样“祸福相因。”当这些车手穿着黑皮夹克（很多都是二战期间遗留下来的军用夹克），驾驶他们噪音极大的高速摩托车结伴骑行的时候，就制造了一种旁人无法视而不见的景象。他们是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叛逆者，不断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他们在美国的小城镇中呼啸而过，因超速受罚，在监狱里过几个晚上。他们的胡作非为没有给今天的美国带来任何一丝一毫影响。但是，当时的哈雷戴维森公司却非常担心，这些反社会的行为举止将威胁到摩托车骑行的健康形象。

　　在1947年夏天，在加州霍利斯特(Hollister)举行的一次为期三天的美国国庆骑手聚会上发生了骚乱事件，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一群来自加州的骑手（媒体声称有4000人，但身临现场者却说只有400人）到现场参加聚会。在大口喝酒、大声喧哗之后，有些骑手开始发酒疯并大打出手。警察为此拘捕了一些人。事件现场的确有些失控，但是还不至于引发后来大量的媒体曝光。当时的媒体上流行着一张经典照片：一个人面目狰狞，双手各握着一瓶啤酒，坐在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上，车前有一片破损的酒瓶。霍利斯特被描绘成一场大规模暴乱。杂志上的说明文字更是将其大肆炒作：“他们骑着摩托车从主街的十字路口飞驰而过，冲进餐厅和酒吧，砸破家具和镜子。”全国的报纸上都出现了诸如“霍利斯特大难临头”以及“摩托车骑手在暴乱中占领小镇”等耸人听闻的大标题。

　　没有报道说霍利斯特当地的居民有人受伤。事实上，上述那幅臭名昭著的照片后来被发现是摆拍的（坐在摩托车上的那个人甚至都不是骑手）！但是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伤害。摩托车骑手身上沾染了危险的气味，尤其是那些结伙骑行的人。现在，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恐惧。

几年之后的1953年，哈雷戴维森最大的国内竞争者印第安人(Indian)关门大吉，令哈雷戴维森成为美国唯一的摩托车制造商。

　　几年之后，在1954年，好莱坞电影“The Wild One”（飞车党）更是给各种肆意宣传火上浇油。这个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李-马文(Lee Marvin)主演，其故事情节就是根据霍利斯特事件改编的。在人们总是习惯用“不是好人即是坏蛋”的简单公式来分辨是非的世界中，摩托车骑手们在好莱坞电影中代表了完美的坏蛋。这个电影强化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和公众对于摩托车骑手的厌恶情绪。

　　在哈雷戴维森公司中，弥漫着对自身前途深深的忧虑。问题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1954年，Saturday Evening Post（周六晚报）的一名记者这样写道：“除了另外一个骑手之外，没有人喜欢跨在摩托车上的骑手。”

　　但这种文化似乎没有停止的趋势，或许每个人心中多少都存在着“坏蛋”。成长于摩托车叛逆骑行时代，尤其是1960年代，Hells Angels（地狱天使）是最出名的摩托车俱乐部之一。只要胸前佩戴各种徽标、骑着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出现，这些俱乐部成员可以立刻把整个酒吧里的客人全都吓走。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叛逆骑行俱乐部的成员，大多是热爱摩托车骑行的人。哈雷戴维森吸引了各行各业、各色各样的人们：警官、叛逆者、有钱人、明星、休闲者。1993年，纽约市哈雷戴维森咖啡厅的盛大开幕仪式上，哈雷车迷的多元化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出席开幕式的既有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保镖，也有一大群“地狱天使”俱乐部成员和其他车迷。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摩托车骑手聚会，你所看到的一切—定制摩托车、黑皮夹克、纹身—都是源自194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期间的风尚。再看看那些Softail（软尾）摩托车！你尽可以对当年的坏蛋声誉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一路走来，并发展到了今天。

时至今日，很多叛逆骑行俱乐部依然存在，不过他们早已不再是媒体渲染的焦点。在即时报道铺天盖地的今天，人们也采取了“只有亲眼所见才会相信”的立场。如果没有多少人没有看到摩托车骑手正在干坏事，那么也许我们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摩托车总是个性十足。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它们—永远不可能。这是一种人们可以将其进行极端改装来表达自我的产品。将这种自我表现的愿望与1960年代后期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你就具备了摩托车定制文化的所有要素。

　　1955年在哈雷戴维森，我们都知道，很多骑手都在改装自己的车辆，哈列戴维森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积极参与定制运动的时候。作为一种试验，他们制造了一个后来的Super Glide车型的模型，就这么开始了定制业务。很快，工厂定制就成为哈雷戴维森的同义词。Super Glide（超级滑翔）、Low Rider、整个Softail（软尾）车系、现在还有V-Rod（威路德）—这些都是工厂定制的漂亮车型。

　　时至1960年，哈雷戴维森的骑行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传统。你也许会问：真的可能有超过25万名骑手同时跑到同一个地方去吗？不信的话，你可以驾车上路，去亲眼看看。

极目远眺，摩托车排成的长龙无边无际。你想要欣赏它们，因为每辆车都是不同的。在哈雷戴维森V-Twin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小城生机盎然。街道上再也找不到任何空地。摩托车全都靠着路边停放，手把紧贴着手把，聚集了几个街区。成千上万的摩托车车牌五颜六色，代表骑手从全美各州远道而来。

　　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肯定会觉得如果哈雷戴维森消逝在地球上，公路将会是多么的悲伤。在1970年初，哈雷戴维森面临被恶意收购之际，求助于一家名叫AMF的大集团。但遗憾的是这家公司不但要将AMF的商标放到油箱上，与哈雷戴维森并列，并且要求他们扩大生产规模，在没有获得预期收益时决定出售哈雷。在AMF眼里，哈雷的文化一文不值，它需要的只是现金。

　　1981年，哈雷戴维森面临生死抉择，如果没有人肯接手，下场只有一个。几乎有点感情用事的是，13位对哈雷充满感情的高管，冒着巨大的风险贷款回购了哈雷戴维森。在他们需要打出一记本垒打的时候，一位名叫比尔的聪明人及时出现了。

比尔展示了一款与硬尾车很相似的摩托车。不过，那辆车的车架进行了改装，在座椅下隐蔽安装了一套悬挂—一款外形酷似硬尾，但是带有悬挂的摩托车。这能让摩托车拥有硬朗的外观，但又具有舒适的驾驶感受。风格设计部门根据他的想法制造了一台修改后的原型车，将弹簧减震安装在传动装置上，将其完全隐藏起来。不久，哈雷戴维森就在同时开发Evolution发动机这款硬尾车模样的底盘。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个项目的开发时机选得刚刚好。

　　1984年，哈雷戴维森推出了FXST Softail（软尾）车型，并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它的车头是经典的21英寸辐条式前轮(laced front wheel)，结合了极短的挡泥板和加大的倾斜角设计，让摩托车显得很长。比之传统挡泥板，缩短的后挡泥板露出更多的带装饰条的后轮。极简的硬尾风格车架、交错排列的双排气管和1340cc的Evolution发动机构成了极为俊朗的外形，并将历史与创新平台(platform)结合在一起。在后来的多年中，这个技术平台让他们能够推出了多款改良的Softail平台，还极大地帮助哈雷戴维森在1980年代生存了下来。市场对此的反应迅速而且积极。Softail的各个方面似乎都得到了认可。当你最需要的时候打出了一记本垒打，这种感觉棒极了。

真正把哈雷戴维森逼到绝路上的对手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遥远的日本。在摩托车市场萎缩的时候，日本厂商并未退缩，而是将相同数量的摩托车出口到美国。因此，他们的经销商库存在不断增加，超过了可能售出的数量。消除这些库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低到荒谬的价格进行甩卖。

　　在绝望状态下，哈雷找到了联邦政府的国际竞争监管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申辩说不平等的竞争不仅威胁着我们的公司，而且威胁着整个美国工业。这么做的成功几率很低，因为没有其他行业申请并获得过政府保护。或许是经销商、客户和员工每天都会将成袋的信件发到白宫和ITC，也可能是人们感受到尽管做出了各种努力，一家伟大的美国企业依然处于倒闭的边缘，不管是什么原因，在1983年年初，ITC向罗纳德-里根总统建议，向进口的重型摩托车征收关税，以挽救美国人的就业并帮助我们重振业务。里根总统在4月1日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给予我们五年的保护期，以确保公平竞争。

留给哈雷戴维森的时间并不多。在摩托车行业中，“试驾”一说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急于让客户购买新款车型，哈雷戴维森推出了一种“演示骑行”计划。他们把摩托车装上卡车，运送到各种活动上或者经销商的店中，向骑手们展示摩托车的硬件以及各种承诺。这项计划立刻取得了成功，并很快成为行业通行的做法。

　　但危机并未解除，1985年10月，一家主要贷款银行宣布，因为认为风险过大，他们将停止对哈雷戴维森的预支性融资(overadvance financing)（即超过借款方信用额度的贷款）。这意味着哈雷戴维森面临着全面停产的可能。又是一次焦头烂额的与时间竞赛的危机解除活动。12月31日下午，经过多方努力，资金在时间仅剩几分钟的时候终于汇到。哈雷戴维森在1986年将继续营业。

　　1986年6月，当哈雷戴维森的股票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时，券商经纪人发现，市场需求量远远超过了发行的股份。当然，这样就导致了股价快速上升。

1986年是公司历史上的重要一年，而1987年甚至更好。3月，在众多政府官员和媒体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哈雷戴维森宣布，不再需要关税保护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这宣布了我们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应对世界上最出色的竞争对手。这种战术是前所未有的。在24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传遍各地。媒体现在开始赞扬哈雷戴维森的业务反转是一个“美国成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