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十年前打工返乡、“见田就拿，有地就要”的江西种粮大户，这两年在不断缩减种植规模，已从2015年的839亩，减至今年的300亩

◆ 大户调整规模和种植管理方式的同时，一些小规模户也在退出

◆ 种粮大户的规模效益变成“规模亏损”，纷纷调整种植规模，与我国粮食面临的高成本、高库存、高进口“三高”困局有关

◆ “逆规模化”的出现，也是农业生产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转为精细化管理的结果，其背后是“适度规模”经营理念的回归，更是成本管控的需要

　

春耕时节，几轮降雨应时而至，滋润万物。

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湖南乡车家村，当地种粮大户李石同早早就把田翻耕好了，“唉，今年只种了300亩，比上年少了一半多，希望收成能更好。”

十年前，在外打工的他回到村里，流转了20亩土地成为种粮大户。当时，正值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快速推进阶段。在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领域掀起一股规模扩张热潮，一些种粮大户“见田就拿，有地就要”，流转土地面积动辄成千上万亩，涌现出一大批种粮大户甚至是超级种粮大户。和他们一样，李石同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2015年已达839亩。

然而，从2016年开始，李石同却主动缩减规模，面积从最高时的839亩逐步减至今年的300亩。“前几年粮价持续上涨，不管种多少田，只要保证一定产量就能赚钱。这两年粮食行情不行，天气有时也不给力，管理稍有跟不上，就容易出现亏损。”李石同想把规模降一点，把效益搞上去。在他看来，种田已经过了完全靠规模赚钱的阶段，今后必须靠管理增收。

当前，像李石同这样调整种植规模的大户并非个案。

接受记者采访中，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朱述斌表示，前些年，一些地方种粮大户靠规模种植拼产量，赚取了可观的收益。但近两年，我国粮食市场持续低迷，一些种粮大户的规模效益变为“规模亏损”，纷纷回过头来调整种植规模。

记者在春耕一线调研中发现，在国内粮食市场持续低迷背景下，一些主产区在粮食播种面积整体稳定的背景下出现超级大户“化整为零”、部分大户缩减规模、小规模户大量退出的“逆规模”现象。业内人士认为，在经历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一味求规模粗放发展后，粮食生产开始进入更加注重适度规模的新阶段。与之相伴而来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生产开始主动自发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规模效益变“规模亏损”

今年50多岁的胡广辉是江西省进贤县三里乡种粮大户。2001年返乡种田后，他通过贷款甚至民间借贷不断扩张，到2010年种田规模已突破1万亩，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十大标兵”。前几年，粮食行情好，胡广辉靠种田，年收入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但这两年市场行情下行，胡广辉立即陷入亏损，并在多家银行有贷款无法偿还。“没办法，别人种500亩田，每亩亏个百十来块钱，也就亏个几万块。而我就要亏一两百万元。”他叹息道。今年他把规模缩减到了2000亩。

记者春耕调查中发现，除直接减少种植面积外，一些超大规模种粮户通过土地切块、“化整为零”等方式创新种植管理。

鄱阳湖畔的高彩霞是江西省有名的种粮大户。1999年，一直在外做泥工的高彩霞尝试着从邻近的珠湖农场承包了300亩水田，踏上了规模种粮之路。到2010年，他的种植面积达到1.4万亩，成为全国种粮售粮大户。

然而，随着规模不断扩大，高彩霞逐渐发现管理人员多、开支大、资金借贷量大、财务成本高等问题。于是，他开始探索出一套规模化种田新模式，将承包的上万亩农田划分成100至两三百亩一块，交由其他农民种植管理。他则提供统一的种子、农药、化肥和集中育秧、机耕机收、统防统治、粮食销售等服务，最终种田收益85%归农户，15%归他自己。

“这一模式既保持了规模优势，又分散种植管理，做到精耕细作。”高彩霞说，在当地，一亩田种两季水稻的净收益为1000元左右。如果一户农民管理100亩田，年收入可达到8万多元，比打工更划得来。

大户调整规模和种植管理方式的同时，一些小规模户也在退出。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江西省吉水县，种了20多亩田的种粮户邓近洪过完年就出去打工了，把田丢给了同是种粮大户的弟弟耕种。

“我以前就在广东打工，七八年前回去种田，20多亩田，正常情况下能挣两三万块钱。”邓近洪说，去年粮价和天气都不好，亏了3万元，“种几十亩田主要就靠自己精耕细作，但现在粮食行情不好，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不仅没挣到钱，还亏了。这样种田还不如出去打工。”

粗放扩张倒逼“适度规模”

专家认为，“逆规模化”的出现，是农业生产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转为精细化管理的结果，其背后是“适度规模”经营理念的回归，更是成本管控的需要。

朱述斌为记者解释说，与传统的小农分散经营相比，种粮大户由于种植规模较大，需租用别人的田，并聘请人员管理，其土地、人工、资金等成本将大大增加。同时，其在管理中也相对粗放，亩均收益偏低。

江西省南昌县农业局局长章运新为本刊记者举例说，同样一亩田，农民可以挣五六百元钱，但种粮大户却只能挣两百元左右。

今年，南昌县蒋巷镇种粮大户刘和平的种植规模从500多亩减至300多亩。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粮大户种一亩一季水稻，田租300元，人工200元，拖拉机100元，收割机100元，农药化肥约150元，种子约50元，“也就是说，我们种一亩粮食成本至少要900元，以亩产1000斤粮食、价格1.2元/斤计算，正常年份，我们每亩田也就挣300元左右。”

在正常年份尤其是前几年粮价较为稳定时，种粮大户亩均收益虽然偏低，但规模效益却十分可观。但这两年，受国外低价进口米和天气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市场持续低迷，粮食生产风险加大，种植规模越大就意味着风险越高。

2015年早稻生产期间，由于雨水偏多、管理没跟上，刘和平家500亩早稻亩产才800多斤，基本没钱赚。2016年，“双抢”时又赶上持续阴雨天气，他家数万斤稻谷又因无法及时晾晒发了芽，只能以0.7元/斤的价格售出，亏损10多万元。“今年我下决心要少种些田，要把管理跟上去。”他说。

一些小规模种粮户的退出也有其必然性。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小健为记者分析说，和大规模经营主体相比，小规模经营主体虽然管理更为精细、种植成本更低，但在粮食市场持续低迷、自然灾害频发的大背景下，下降后的种田收益无法抗衡农户的外出务工收入。

在吉水县文峰镇龙田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易长圣是种粮大户。这两年，他一直在被动地“逆势扩张”，种植规模从前几年的二三十亩增加到一百二三十亩。这种“扩张”背后却有着许多无奈。

易长圣说，过去，一户人家种一二十亩田能维持生计，村里600多亩田也一直是10多个种粮大户在种。这两年，粮食行情不好，种田收益相对低，遇到天气不好还会亏本，一些种粮户选择了弃耕。“作为村干部，我们不能看着田荒在那里，所以我就把他们的田捡起代耕，随时等村民回来，再还给他们耕作。”

供给侧展现三大改革新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在经历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一味求规模粗放发展后，部分地区粮食生产开始进入更加注重适度规模经营的新阶段。与之相伴而来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生产开始主动自发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一，更加注重与市场的对接，实行“以销定产”。

由于粮食市场持续低迷，今年春耕期间，不少农民都在为还种不种粮、种什么品种而烦恼。但对于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晨炚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陶金华来说，这种烦恼却不存在。这两年，他和广东及当地的几家粮食加工企业签订合同实行订单生产，按照企业需要种出来的稻谷以1.75元/斤的价格收购。

“现在市场上，一般稻谷价格是1.2～1.3元/斤，还没什么企业愿收。而我们提前找好市场，不仅销路不愁，价格还有保障。”陶金华告诉记者，合作社社员已超过100人，面积达到4000多亩，“最近还有很多农民过来咨询，想加入我们合作社”。

其二，从追求产量转向质量，生产优质稻米。

春耕时节，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种粮大户凌继河正忙着组织农民播种。“今年继续种优质稻，销路好，效益高！”今年50多岁的他流转了1.9万亩农田，是江西省有名的职业化“新农人”。

为了把田种好，他和高彩霞一样“化整为零”，聘请了数十位种粮能手帮他管理，年终根据产量给这些种粮能手发放年终奖。2016年，在国内粮食市场持续低迷、南方粮食主产区又遭遇历史罕见洪灾的背景下，凌继河给农民颁发的年终奖仍达到308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这几年，很多种粮大户都在亏损，为什么还能给农民发这么高的奖金？面对记者的疑问，凌继河解释说，这是因为调整了种植结构，提高了稻米质量，“当前，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对稻米的口感、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种田也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一味追求产量，而要转向质量，种优质稻，生产优质米，才能卖出好价钱。”

其三，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民市场定价权。

1978年出生的魏仕连是全国种粮大户。走进他位于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长港村的种植基地，本刊记者感觉走入了一座现代化的农业企业，工厂化育秧流水线、联排的大型烘干设备、宽敞的标准化仓库等现代化生产设施设备映入眼帘。

“我们种粮大户粮食多，收上来后没地方晾晒，只能扎堆压价卖给粮贩子；而现在我们收上来的粮可以自己烘干、储存，等价格高时再卖。”魏仕连说，下一步，他还要用自己的粮食代加工，贴上自己的品牌，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全程化的推销，进一步提升粮农的定价权。

“通俗点说，我们要把生产过程放在阳光下，比如种的什么品种、用了什么农药都放到网上，让消费者看到，这样可以让粮食卖出更高价钱。”他自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