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饭局大家闲聊的过程中，那位华润的前中层干部说他前两天刚深圳的前海开发区出差回来。在深圳的时候，他以前所在的华润（香港）公司的同事非常客气，特意从香港跑到深圳与他相聚，久别重逢，自然免不了要畅叙一番，于是他的前同事当天晚上就在深圳招待了他们一顿。

    在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气，就是曾经相处过的人比如同事、同学、同乡、或者战友久别重逢的时候总喜欢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攀比，在别人面前显摆以获得尊重。这位人士与其前同事的聚餐自然也免不了这个俗套，然后又免不了一番感叹。

     他说，那天晚上，他那些华润的旧同事请他们吃的那顿晚饭，红酒喝了六瓶，是法国产的八几年某某品牌红酒（由于笔者没有那个福分消受，所以没有记住），每瓶人民币十二万元，总计72万元，再加上白酒与菜肴达几十万，总计花销大约一百二十万元左右。说完，他感慨说，当初他辞职的时候，那些请他吃饭的人跟他都在同一级别，如今那些人已经升为华润的高管了，不但一顿饭花一百多万可以连眼都不眨一下，就连平时出差坐飞机都不谈头等窗了，谈的是花多少钱包机。他说，自己一年辛辛苦苦的全球到处跑，个人花销也就是一两百万，如果当初不辞职，说不定也能像“他们”一样“风光”。

    笔者以前耳闻过诸如某某某到北京跑官花了多少多少请那些北京的“爷们”之类的“民间故事”，其中花销最多的也就是请某个京官一顿饭开销了二十多万元，还从未听说过国企的高管请已经辞职的旧同事一顿花销竟然超过百万元的。正因为这次耳闻的经历让笔者“大开眼界”，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当然，那次耳闻的东西毕竟只能算得上“传来证据”不能作为举报依据，不像这次新华社记者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所掌握的证据那么直接有力，还有视频图片为证。

    有了那次饭局上“大开眼界”的经历以后，笔者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国企为什么每年公布的利润总是那么“寒碜”了，资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国企，每年的利润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将钱放在银行定期存款的收益率高，有的甚至连年亏损。原来几十年来用全国人民的血汗钱累计投资而成的国企，如今不是成为某些权贵家族的“提款机”，就是成了供那些国企高管“逍遥取乐”的金库，以至于如今连老百姓保命钱的“养老保险”的缺口都没有着落。

    其实，用脚趾头思考一下，只要我们现在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每年平均的盈利能力能够赶上GDP的增长率（即社会财富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弥补国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缺口，我们的政府在基本养老金与基本医疗保险金的问题上就根本不需要在老百姓的“房产”上动歪脑筋，想出“以房养老”的歪主意了；只要那些手握全国老百姓委托他们管理全体国民共同财富（国企）的高管们少一点“挥霍”、少一点“奢侈”，多一点责任感，老百姓还需要为他们未来的养老而担忧吗？

    试想一下，在宋林的治下，华润集团的那些级别要比宋林还要低的子公司的高管都能那么“铺张”的用公款来招待昔日的同事，那么宋林每年的花销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呢？也许真实的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力了。

    笔者之所以将几年前的所闻披露出来，意在让国民财富（国企）的真正所有者全体国民能对中国今天的国企中存在的某些鲜为人知、令人震惊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与认识，去更多地反思国企治理这个问题。 

    宋林有今天，只不过是晚来的报应，也算得上是罪有应得。问题不在于今天抓了一个宋林，而在于今天中国的国企里到底还有多少个隐藏的“宋林”式人物至今还没有暴露，还有没有比宋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还稳坐钓鱼台呢？

    想一想某些国企的高管动辄百万元一顿的大餐，再想一想中国至今还有很多生活在落后地区的老百姓一年的收入不足千元，想一想那些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学童们在为每天几元钱的生活费发愁（如果有人对此持质疑态度或者感到大惊小怪的话，笔者建议他们去看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山人不得不说，宋林之类早已算不上是人类，而是魔鬼了——因为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性中最起码的“羞耻”与“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