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最近设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感叹‘搅局者来了’。”东部地区一家电子信息企业负责人说，“说实话，我不赞成这样一种投资支持方式，但又不得不浪费很多精力，硬着头皮去争取。因为如果我不去争取，那些没有什么技术的企业争取了资金，对我不公平，说不定还会挖我的人，偷我的技术。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随着各项具体的针对性政策以及地方版规划落地，“中国制造2025”正在从一纸规划逐渐进入实施阶段。要点燃经济发展的引擎，政府和企业各自该有怎样的作为？不少企业界人士提出，“有形之手”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发展思维，避免陷入“传统发展误区”。

 

　　各地先进制造业“大上特上”

 

　　“中国制造2025”后续政策正加速推进。事实上，在规划全文公布之前，各地已经掀起了一股“大上特上先进制造业”的热潮。

 

　　从权威渠道获悉，“中国制造2025”后续政策将陆续推出，包括此前发布的总体性规划中提出的相关任务、工作重点、重点发展技术的后续支撑政策，以及相应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

 

　　根据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的工作安排，中国制造2025“1X”方案，以及重点技术创新“绿皮书”有望年内相继推出；工业强基等专项工程，则将在年内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各地相继掀起的先进制造业热潮，甚至先于总体规划全文的发布时间。

 

　　以工业自动化议题为例，几乎各主要城市都在高举机器人产业大旗，希望抢占产业制高点。截至今年一季度，广州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打造两三个工业机器人产业园，形成超千亿元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深圳市政府提出要以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为重点，建设国内一流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东莞则力争2016年全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产值达到350亿元，到2020年达700亿元；佛山顺德借全国唯一“装备工业两化深度融合暨智能制造试点”的东风，规划明年智能制造产业规模超千亿元。这四个城市彼此毗邻，产业集聚，短时期内是否能够消化如此高密度的机器人产业投资，市场争议较大。类似情况在长三角等地区也有出现。

 

　　企业对选择型政策喜忧参半

 

　　一些企业家认为，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这种“选择型”政策有利于少数产业非均衡发展，但往往顾此失彼，带来新的结构失衡，市场需求信号“失真”的负效应很大。

 

　　面对各种类型的产业扶持，一些企业感到“喜忧参半”。

 

　　工业机器人产业，既可以提高产品制造标准化水平，也可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破解制造业成本快速增长、低附加值、环境资源制约等因素的重要选择。然而机器人产业的“爆热”引发不少忧虑。

 

　　陕西一家企业负责人说：“目前全国机器人制造企业达到300多家，产业园区30多个。但是工业机器人的减速器、电机、控制系统三大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国内机器人‘组装产业’的突然爆发，既拿不到技术创新的收益，又潜藏着盲目发展的隐患。”不少企业认为，要警惕机器人产业重蹈光伏产业过热的困境。

 

　　一些企业家认为，伴随“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产业政策应该尽量减少对个别行业的倾斜配置，重点促进更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共性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提升和消除产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经过25年努力，匹克在1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商标、在8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00个门店，在篮球鞋领域确立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市场地位。”福建匹克体育用品公司董事会主席许景南说，“做百年老店要有百年计划，企业要有耐心，政府也要有耐心。”中国制造2025“规划了10年行动纲领和30年愿景，这样的思路和节拍与企业的发展战略会融合得更好。”

 

　　旧扶持思维恐致传统发展误区

 

　　受访企业和专家认为，过往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制造2025”给出的升级转型路径已经突破了传统制造业的范畴，这不仅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在市场基础上形成新的发展思维，更要避免陷入一些“传统发展误区”。

 

　　不少企业人士表示，需要防止政府引导变成政府主导，避免再走全国一拥而上发展的老路，最终形成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他们认为，应吸取此前光伏产业发展教训，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政策对资本的引领作用超出企业对市场的理性判断，避免消化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超出其本身的价值。市场的另一重思虑在于，希望推动国企与民企的合作发展，避免在“中国制造2025”落实的过程中出现“国企独大”的局面。

 

　　多家中小企业负责人表示，从需求上来说，广大中小企业对“中国制造2025”带动出现的技术进步、产业突破和市场开拓抱有极大兴趣，但考虑到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往往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中小企业能否和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同台竞技”分享政策红利，仍然让他们心存忧虑。

 

　　他们认为，可以考虑同国家当前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通过与金融主管部门的对接开放更多资金渠道让中小企业可以更主动地参与进来。

 

　　此外，如何避免陷入国家创新取代企业创新误区，也引起企业家们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士向记者表示，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筹备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计划在现有的研究院所、大学和企业的基础上，建设一批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以产业联盟的形式来承担制造业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然后市场化地组建，阶段性地形成成果。但考虑到目前国内一些行业领域已经有企业在主动发起成立类似的产业联盟、创新中心，如何鼓励“国家队”和“市场队”形成合力而不是彼此拆台值得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朱森第认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落实的关键在于统筹协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应当集中力量把基础打好，这样企业应用的时候就会得心应手，为此应统筹协调制度、体系设计，形成部门、地方、企业、市场之间的良好协作”。

　　

　　减少制造业外部成本

 

　　许多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完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崇尚实业的体制机制，并大力营造相应的社会共识和文化氛围。

 

　　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说，德、日制造早期也曾受到价廉质低困扰，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以此为鉴，我们应从国家层面牢固树立质量立国意识，以标准为先导强化质量管理，并在全社会引导树立质量诚信文化。

 

　　毅结特紧固件系统（太仓）公司负责人迈克·弗兰克说，德国对制造企业评价排名的标准不是按营业额大小，而是技术水准、细分市场占有率等。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王琦建议，我国制造型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应该树立这样的导向。

 

　　此外，许多企业家呼吁，通过精细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是企业的责任，为制造业减少外部成本负担则是政府的责任，不能把劳动力成本上升作为忽视制造业减负的借口。

 

　　福建晋江奥金是一家生产外贸贴牌泳装的中小企业，年销售额近3000万元。董事长丁明权说：“最近5年，企业工资总开支从400万元提高到了600万元，经营利润越来越薄，但税费负担一直保持在200万元，压力越来越大。希望为中小企业减负的政策落到实处。”

 

　　不少企业家坦承，税费负担标准偏高是事实，很多企业通过“灰色手段”避税逃税也是事实，一些企业为了上市补交大量税款就是明证。“没人愿意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游走，我们希望随着中国法治进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制造企业税负能做到公平、透明、合理。”一位企业家说。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根据梳理，我们企业涉及400多项税收环节，147项审批环节，我们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审批一个饮料包装水，耗时达到半年。为制造企业减轻税负和简政放权仍有很大空间。”

 

　　此外，“五险一金”占到工资总额的40%到50%，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视。很多企业认为，社保缴费费率过高，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需要正视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