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15日在北京大学成都金融论坛上表示，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因素中，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现在的情况，见底是有可能的，但可持续性的回升几乎不可能。”
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指标在2010年达到10.6%后，随即开始下降，2012年降为7.7%，2014年更降为7.4%，为1992年来最低。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设计者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重申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这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1992年当年，经济增速达到14.3%，随后1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已经不可避免？黄益平称，在周期性因素方面，2009年所出台具有刺激性特点的“4万亿政策”已经结束，刺激之后的增速回落“很正常”。此外，若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中国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好一些。”
所谓“四万亿政策”源自2008年9月，中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快速回落，而出台十项措施，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简要计算，为实施这这些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
而结构性因素同样不可忽视，黄益平分析，在消费、出口和投资等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出口和投资因素，现时已无力再支撑这个庞大经济体的高速发展。
以“支持出口”的制造业为例，中国东南沿海多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等严峻挑战；而“支持投资”的产业则又面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的问题。
以水泥行业为例，2014年水泥产能利用率不到70%。按现有新型干法水泥回转窑1800条的设计产能计算，中国水泥粉磨能力已超36亿吨，但全年产量为24.67亿吨。
如何能够扭转这一颓势？黄益平给出的药方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让新的、有竞争力和成规模的产业”，支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尽管中国的家电等产业的确具有国际竞争力，部分电子通讯、大型机械装备企业也“走在世界前端 ”，但这些“数量太小、规模不够大”的企业“不足以完全抵消传统的支柱产业下行，为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压力。 ”黄益平称。
为应对目前经济下行的颓势，政府三方面的政策已经出台，包括短期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改革以及产业政策。
针对反周期政策，黄益平表示，反周期宏观政策是包括中国内在“所有国家都在做的”，但像“四万亿政策”那样，“以全国的力量来支持增长”的做法，将没有理由持续——决策层的共识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强烈）刺激增长”。
刺激政策力度温和的原因在于，第一，尽管“四万亿政策”在支持增长回升上效果明显，但“也导致了今天碰到的很多问题。”第二，经济下行速度没有脱离合理区间，决策层重点关注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出现大问题；第三，过于强烈的刺激政策可能造成“资产价格的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针对经济结构改革，黄益平认为，决策层认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改革的核心方向是“往市场经济走”。但目前的问题在于，经济改革的进程较学者预计的要迟缓，“不同部门和领域之间的协调”有待加强。
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表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
针对产业政策，黄益平认为，政府在支持产业发展时，应当“在相信市场的基础上，做一些基础性的支持工作”，包括降低准入门槛，支持教育、科研及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发展，保护知识产权等；同时要避免对具体行业的介入，因为这会导致企业盲目的套利行为，不利于产业本身的发展。
“增长速度还会下行，产业升级不断加速，经济结构更加平衡”——这是黄益平总结中国“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转型”的三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