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事权关系”。
有人提出，财税体制改革想要收权。
前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专家学者都表示，这种观点是误读。
“适度集中财权，要防止‘诸侯’”
“我认为这是坚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不能动摇，这不是收权集权”，倪红日说，《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在财力上中央要掌握45%到50%左右，然后实行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这种体制是不会变的，这不叫收权。中国这么大，如果是1994年以前的状况，在财政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很危险”。
她强调说，大多数国家也采用相同的做法，“中央都是要控制45%、50%，有的国家是60%、70%的财力”。
刘克崮参与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他也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绝对要防止‘诸侯’，一定要适度的集中，维持国家的统一。”
曹远征说，《决定》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即“分税不变，税率不变，制度进一步完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第二步方案，“这个制度本世纪初就应开始推，那时候推，至少现在土地财政问题不会这么突出”。
民生保障衣食住行可放权地方政府
对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出现的问题，倪红日分析说，“问题是出在转移支付方式，还有中央各个部委在前一段时间握权太大”。
刘克崮说，现在一次分配中央和地方收入各半，但转移支付后，“地方用了85%，中央用了15%”。他认为这种转移支付方式违背了规律，“违背了什么规律？西方经济学和民间的谚语，我提炼概括‘花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效率最高；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效率其次；花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效率最差’”。
那么如何改革？他建议，把保障生活、生产基本稳定安全秩序的主体，交给市县。比如民生保障方面的衣食住行，食品安全等，“你的事，你出钱，你干到底最好。”他说。
■ 观点
在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等，就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 “透明预算”考验政府效率
《决定》提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透明预算涉及政府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
他称，政府的效率很多是内耗造成的，职责不清花了很多钱。钱花了以后绩效不高，绩效不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过去这些年来就是重投入，政府把钱花下去就行。现在很多部门事情干好了，是部门的功劳，如果有问题就是投入不够，财政给的钱不够，普遍都是这样。国家怎样真正形成一盘棋非常重要。
2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在财税体制改革章节，数次提到立法，如“总体目标和政策”中提出“完善立法”；税收制度部分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决定》里特别强调完善立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财政是政治的一部分，也是政权的一部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的确是法制当头”。
他认为，征税权对国家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征税权和预算都要实行法定制度。税收既然是法定主义，我们现在有多少税种是真正的法律呢？18个税种只有3个法律，其他都是条例。人大要不要把税权收回去，不再授权给国务院？这就涉及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这样改革就不仅仅是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而是涉及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 声音
Q 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关键点在哪？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人讲不要夸大，因为市场决定价格是一般规律。市场决定价格确实是一般规律，但是在我国目前这个阶段，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为什么呢？过去我们讲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这只手伸进来了，形成了在基础作用前提下，政府不恰当干预市场的特殊情况。针对这个情况，现在要搞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关键问题在哪里？就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不要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也就是说，要改革过去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性的增长方式在过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与其说是市场问题，还不如说是解决政府在市场中的准确定位问题。
Q 经济体制改革能否牵引全面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的牵引机制到底是什么？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过度解释文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引力，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中国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我对此抱有怀疑。
经济体制改革能牵引经济里的内容；社会改革里的收入分配，它能牵引一半，但是社会组织创新那一半，牵引不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牵引不了。再一个，文化体制改革也牵引不了。生态可以，或者基本上可以。
因此，现在流行的所谓牵引全面改革论，可能有漏洞，可能不符合未来的实际。至于更放大化把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力跟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挂钩，说国家治理体系靠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更勉为其难。
Q 《决定》落实怎样冲破部门利益？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现在关键是落实。按照我们原来的工作机制，落实过程中，是不是又会对部门进行筛选，最后不了了之？
改革需要制定方案，需要具体的落实。一方面需要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还得部门来推。部门推的过程中，怎样避免部门根据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价值趋向，对这些方法（改革措施）进行取舍、进行割裂、进行选择呢？可能还得有一个新的机制。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的一点，有些改革不依靠部门，是通过专门的机构和智库，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制定的。
Q 土地流转问题应该如何落实？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农村土地流转）要落实的话，规划管理体制要改，然后用途管理体制要改，这两个体制不改，还是落实不了。
我最近给国土资源部提了一个建议，在全国划定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以内的建设用地不要开发，农业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放给地方。
Q 形势是否一片大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最近我看很多的报纸都是讲一片大好形势。但是现在的问题，无论经济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包括国际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前所未有。我们长期依靠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人口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加入WTO的红利，基本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不改革确实不行了，这应该是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把改革的成绩说得太高不好，应该把形势看得严峻一点，这样我们改革的共识才能更加地凝聚。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