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6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吉迪恩案作出最终裁定：州法院应该为被控犯刑事重罪的穷苦被告人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由此，吉迪恩案经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成为改变美国宪法史上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
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这个名字，也和“人人都有权获得辩护”的金科玉律紧紧关联在了一起。
一封书信改变历史
1962年1月8日上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到了一封由佛罗里达州州立监狱第003826号囚犯吉迪恩寄来的特大号信件。对此，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曾这样说：“如果一个身份卑微的、名叫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的罪犯，没有坐在他的监狱单间里，用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封给最高法院的信，美国庞大的法律机器本来会不受干扰地继续运转。但吉迪恩的确写了那封信，而美国法律史的整个进程都为之改变。”
吉迪恩是个51岁的白人，他曾经犯过4次重罪，坐过很多次牢，大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美国法律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在他的《吉迪恩的号角》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吉迪恩：“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显得有些未老先衰，双手和他的嗓音一样微微发抖，一头花白的头发，身体也有些弱不禁风，一眼看去，就知道他一辈子都穷困潦倒。他并不是一个职业罪犯，也不是一个天性凶悍的人，但他好像总是无法安心做一份工作，总是靠赌博和偶尔的偷盗维持生计。那些认识他的人，甚至那些曾经逮捕过他的警察和看管他的狱警都认为吉迪恩并无害人之心，甚至有时候还挺招人喜欢，他只不过是一个饱受生活折磨的人而已。任何一个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可能把他当成世上最不幸的人。”
在1961年6月3日的凌晨零点到早上8点间，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的一家名为“港湾球室”的台球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有人在夜间打破了门，砸碎了香烟售货机和一个唱片机，并且偷走了收银机里的钱。这天晚些时候，一个目击者亨利·库克报告说他曾看到吉迪恩在早上5点半左右带着一个酒瓶和一些硬币离开了这家台球厅。根据这一指证，警方将吉迪恩逮捕，并以故意犯有轻盗窃罪起诉了他。
吉迪恩出现在法庭上，他太穷，请不起律师，他请求法庭为他指派律师。根据当时的庭审记录，法官罗伯特·小迈克凯瑞是这样说的：“吉迪恩先生，十分抱歉，我不能为你指派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相关法律，法院只能为被控死罪的被告指派律师。我很抱歉，我不得不驳回你的请求。”吉迪恩说道：“可联邦最高法院规定我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法官对于这一请求“置之不理”。
因此，吉迪恩不得不自己充当自己的律师，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然而，陪审团作出了有罪判决，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州监狱服刑。
吉迪恩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美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他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而且，在随后的一系列的判例当中，最高法院都没有认可这项权利。刘易斯评论道：“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吉迪恩的请求就是白费力气，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的问题上从来都不会十分的绝对。它完全可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以极其庄严的态度，推翻自己先前作出的判例。尽管克拉伦斯·吉迪恩并不知道这些背后的奥妙，但他所作的事情却正是法律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正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改变其先前的立场。”
我并没有得到一场公平的审判
吉迪恩的上诉状抵达联邦最高法院之后，根据通常的程序，被办公职员封在红色的信封里保存了30天—根据上诉规则，这样能够留给被上诉人足够的答辩时间。直至1962年2月8日，吉迪恩案件的申诉材料才被送到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办公室。
4月9日，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艾文向沃伦大法官提交了一份长达13页的答辩意见。根据此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只有在可能会损害公平审判的“特殊情形”下，才需要在州刑事诉讼中为贫穷被告指派律师。答辩意见指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吉迪恩从未主张自己具有“特殊情形”，不然的话，法庭肯定会为其指派律师。
但吉迪恩认为，没有律师的帮助，对他的审判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平等的审判。他在对总检察长答辩意见的回信中写道：“我无法谎称自己有能力与博学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进行辩论，因为我既不是律师，对法律也不擅长，更没有法律书籍供我查阅最高法院作出的相关判例。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对我有利的判例……如果我有律师帮助的话，法庭就不会采纳诸如传闻、伪证等不利于我的证据……我并没有得到一场公平的审判。其实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我要求法院为我指派一名律师，但他们却拒绝了我的请求。”
6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决定接受吉迪恩的上诉。根据程序规定，所有赤贫身份上诉人在最高法院批准受理之后，可以按照法定程序申请指派一位律师。但是，美国法律同时也允许任何人—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专家还是外行—在联邦法院自行辩护。因而，联邦最高法院总书记官埃蒙德·库里南专门给吉迪恩写了一封信：“我知道你十分期望最高法院能够指派一名有能力的律师替你在最高法院辩护。因此你需要立即递交一份亲笔书写的申请书，要求最高法院指派一名律师为你辩护。”
法院为吉迪恩指派的律师是来自华盛顿的艾布·福塔斯律师。他曾经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法官，也曾是一位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官员，并被冠以“反托拉斯能手”之称。离开政界后，他和阿诺德教授合伙建立了律师事务所。
福塔斯律师实际是一位非讼律师，他帮各大公司打理各种非讼业务。一位朋友认为他简直就是“公司的全权代理”，同时还不忘十分尊敬地加上一句：“他是我们庞大社会的工程师之一。”然而，就是这位“秒以金计”的律师，亦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身无一名的吉迪恩的委托，尽管此案将耗费他难以想象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将毫无报酬而言。
律师辩护奠定了公平审判的基础
福塔斯律师不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吉迪恩案，还发动他的事务所参与其中。他和吉迪恩不断进行通信，告知他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并向他提交辩方拟进行的辩护方案。1962年9月16日，吉迪恩回信表达了他的谢意，他在信中说：“我和在监狱中被关押的所有人，对所有有关这个案件的消息都极为关注……我没有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能力，也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在审判之前进行调查，因此最后的判决与事实真相差别太大了。”
福塔斯律师的团队也是如此认为的。用该事务所的一位律师的话说：“吉迪恩作为一个不懂法律的门外汉，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像律师一样在战斗。但这又确实是一场结果让人非常遗憾的辩护。他可能确实犯了罪，但控方却并没有成功地加以证明。这个案子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律师，只要一名普通的、有能力的律师，就可以轻易搞定这个案子。”
关于律师辩护的重要意义，早在1825年就有一位名叫威廉·罗尔的费城律师作过很好的论述：“在公开指控和审判的可怕压力之下，即使是最为无辜的人也可能无法很好地为自己辩护。他可能完全无法反驳控方证人，指出他们证言当中的矛盾或缺陷之处，也无法正确地利用这些瑕疵，展开自己的辩护理由来对控诉进行有力地抗辩。”
刘易斯评论说，人们可能不会体会获得一名律师帮助的重要性，除非自己有一天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即使一个只是轻微违反交通规章的人，在被逮捕的时候，孤单的感觉、犯了错误和罪行的混乱情绪，被一种他毫不了解的机关紧紧箍住不能脱身的感觉，诸如此类的不安情绪，都会一起涌来。
更重要的是，律师辩护奠定了公平审判的基础。在联邦最高法院就吉迪恩案开庭之日，福塔斯律师在法庭上向法官们阐释了这一观点：“吉迪恩所接受的没有律师帮助的审判，与有律师参加的审判还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我相信本案非常深刻地表明，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一场公平审判的。在我们对抗制的司法制度之下，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怎么能够假装认为，在没有控方律师在合理范围之内尽其所能地进行控诉，同时也没有辩护律师在同样范围之内竭力为被告辩护的情况下，一场公平的审判会最终发现案件真相？”
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1963年3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吉迪恩案进行了宣判。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判决吉迪恩胜诉，州法院应该在刑事案件中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人提供律师。本案的法院意见由雨果·布莱克法官撰写。哈伦、克拉克和道格拉斯法官分别作出了各自的协同意见。
9位大法官对于判决有着高度一致的结论，只是在理由上有所差异。布莱克大法官简单引用了吉迪恩案件的审判记录，他认为吉迪恩“在审判中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表现，差不多是个不懂法律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说：“任何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都会承认……律师是一项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这一众所瞩目的案件最终以吉迪恩胜诉告终。“人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吉迪恩案判决之后，仅在佛罗里达州，就有大约2000个被定罪的犯人被释放。吉迪恩自己并没有立刻自由，而是得到了重审的机会。重审于1963年8月5日，即最高法院判决的5个月后进行。
在重审中，律师对检方的关键证人亨利·库克提出了质疑，在开庭陈述和结案陈述中，律师表示库克很可能在案发时为几个年轻人组成的团伙放风，而正是这个团伙闯入了台球室偷走了啤酒和硬币。律师还得到了当时送吉迪恩到巴拿马城酒吧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指证吉迪恩上车时并没有带酒。这个指证完全摧毁了证人库克的可信度。经过了长达1个小时的审议后，陪审团判决吉迪恩无罪释放。
吉迪恩获释后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1972年1月18日，他因癌症去世，享年61岁。在吉迪恩的墓碑碑文中写着：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当吉迪恩案作出判决时，一些法律组织已经开始行动。他们对贫穷刑事被告的法律帮助问题，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并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持。福特基金会批准了总额为254万美元的项目拨款。
各州对吉迪恩案判决的反映也非常迅速而富有建设性。最引人注意的反映来自佛罗里达州。该州州长法瑞斯·布亚特立即吁请佛州议会通过一项设立公设律师制度的法案。他说：“在这一社会良知觉醒的时代，一个对于复杂的刑事程序一无所知的无辜者，仅仅因为没有钱聘请律师替他辩护而可能被判处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位州长还说，吉迪恩案的判决已经使得公设律师制度的建立变得十分的重要，它不仅有利于“保护无辜者”，而且“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判决以保护社会安全”。
吉迪恩案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确立了刑事审判被告人无条件地获得辩护的权利。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也充分参考了这一点，赋予了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要求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