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提到情景喜剧《中国餐馆》，相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这部在上世纪末曾红极一时的作品，以一家在美国的中国餐馆为背景，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令人捧腹大笑的小故事，同时也反映出许多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
而在欢笑背后，人们不禁也会感到好奇：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选择到海外经商。那么，这些在全球各地的中国商人们，又有着怎样的快乐与心酸呢？
柬埔寨
柬埔寨，尽管华人曾在此经历过屠杀、浩劫和迫害，尽管这里在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和平崛起”的浪潮下，带着不同的梦想，一批批中国商人走出海外，在这里留下了各样的足迹。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默默渗入到柬埔寨的许多角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已有三千多家中资公司在柬埔寨开展业务。柬埔寨官方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凭借5亿美元投资成为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加华工业园里，约一半以上厂家来自中国内地。在金边，无论是酒店、赌场还是餐馆、超市和彩扩店，很容易从招牌上找到汉字。
在大多数人用大屠杀、地雷、战乱、贫穷等字眼联想柬埔寨时，在少数中国商人看来，这片土地百废待兴，意味着无限商机。
在柬埔寨，权力是一些中国商人的通行证。翻开一些中资公司的宣传册或者广告，免不了会在上面看到企业老板和柬埔寨官员和军队司令的合影。2000年11月，在江泽民访问柬埔寨同洪森见面时，一个商人专门站到洪森身边，让人拍了一张跟洪森的合影，合影很快就出现在企业宣传册里。
一些中国商人怀着优越感，对柬埔寨市场和政策法律环境不甚了了，盲目投资或与当地人合作，粗心大意乱签合同，结果受骗上当，也因此对权力产生依赖。
1999年后，柬埔寨政府官员急于吸引投资，有中国商人前来考察，官员们准备了厚厚的材料，高官也亲自接待。有一些商人实力不够却夸下海口，想先把项目定下来，再回去找其他的人一起来合伙。回国没找到合适的，承诺就成了空话。
在开放自由的柬埔寨，中国商人的诚信备受考验。“狼来了”一般的假话多了，柬埔寨官员对“来路不明”的商人也就谨慎起来。
越南
曾几何时，刚刚开放的越南成为中国商人的淘宝“圣地”，很多人在那里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越南于2000年7月宣布成立股票市场，刚一开始，中国“越南炒股一族”便悄然形成。
早在1998年，王勇就开始到越南去做生意，从开始的1万元起步，慢慢积累到了50万元。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当地人说，越南也成立股票市场了。王勇想了一夜，要去“搏一记”。
王勇选了越南远程通信光缆制造厂的股票，简称SAM，这是越南市场上成交量最大的一只股票。当时越南股市指数刚刚达到207点，SAM的股价是每股33200越南盾，他一口气买了1万股，折算下来大约需要人民币20万元。
而一个月下来，SAM涨了14%。第二个月开始，他继续加大买入力度，最后将相当于约50万元人民币的全部资金买成了股票。几乎每天都在涨，7%的涨停板经常看到。
半年时间里，投入的资金翻了近两倍。他仔细计算了一下资产，发现已经超过130万人民币了。
随后，他回国借了更多的钱。一周之后，带着近2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回到越南，转身就杀进了股市。
5天后，2001年6月27日，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越南股市创下了571点的最高点，我的财富也达到了峰值。
而在越南，还有一个“宝藏”，便是矿山。近乎原始的矿藏开采手段，其品位、其集中度，广西社会科学院长篇论证之后，用了诸如“梦寐以求、喜出望外、不敢言表”等成语表达其感观。
“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又如潮水去，无穷无尽。”邹青海说，“100个中国商人到越南开矿，85人考察后放弃，留下来的5人亏、5人平、5人赚。”而邹青海可能成为幸运的“5人赚”之列。
2005年1月13日，越政府办公厅通报了潘文凯总理的决定，全国所有地方省份发放的采矿执照，一律回收中央，越南矿产总公司受到全面整顿。
清化省的古定铬矿首当其冲。省里颁发的执照一夜作废，挂名越南人的中国矿区一片狼藉，中国民间资本损失2亿人民币左右。邹青海也卷入其中，10多年在越打拼所得尽数投入古定铬矿山的购买上，已危如累卵。
“当时如果跟着其他人一起逃跑，连锁反应之下我会全军覆没，再也无法翻身。”邹青海不停地联系温州老乡，和越南各级官员接触，还多次咨询中国驻越大使馆，最终发现了生机所在：越南政府打击的是原材料出口，只要搞冶炼、成规模，中央反倒比地方好说话。
邹青海联系到越南主管矿产的能源部和投资规划部，拿到两个部长的签字，以红头文件发下地方，而合约条件比原青化省提供的更好：一是允许中国人全资，不必分割联营利润；二是允许加大投资额度，投资项目增加到2000万美金。
一边是全面开放，一边是国家利益保护，越南的对外开放政策处于微妙的平衡过程中。而中央和地方在开放政策上的缓急之别，正是其直观体现之一。
“我手中的这个矿也曾有日本、台湾公司来谈，但根本拿不下来，他们不懂社会主义投资体制的实际逻辑，而这个我们懂；同样，中国国有集团也来接触，但承受不了很多商业之外的条款，我们在商言商，没有太大顾忌。”邹青海说。
非洲
候鸟般的中国个体商贩极大地丰富了坦桑市场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对当地商贩及原有的商业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坦桑尼亚国内媒体对中国商品质量低、从事小商品经营的中国商贩与当地商贩冲突的报道屡见报端。当地民众对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的感情复杂，既有需要和喜爱，也有恐慌与担忧。
据坦桑尼亚媒体报道，在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的卡利亚库(Kariakoo)区挑担卖水果、花生豆、小日用品的中国商贩，引来市场上当地同类商贩的不满，甚至认为，中国商贩的经营已经违反了坦桑尼亚的外国投资法。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开始做投资、批发经销等偏上游的经营内容。这不仅可以避开与当地商贩的直接利益冲突，也能发挥中国的产业与发展优势，是中国人海外投资中个体经营者必须经历的转型升级。
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统计，截至2012年底，有300多家中国公司在坦开办企业，注册投资额达8.68亿美元。中国公司在坦投资领域包括农业、建筑、制造、交通运输、电信、服务、自然资源和旅游业。其中，制造业是中国企业在坦投资最集中的领域，占70%以上。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称，服务业是近年来中非投资合作的新亮点。众多中国中小投资者在非洲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小商品生产等，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非洲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能够满足非洲人民生活需求、吸纳当地就业、促进中非经贸往来。
另外，萨巴节展会的规定与手续多了起来，也变得更严苛。因进出关等流程衔接的问题，错过萨巴节造成损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尽管现在参加萨巴节的中国商人少了，但中国商品有了新舞台。2013年9月10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品牌商品非洲展吸引了10多家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共有来自国内14个省区的200多家企业参加，展出机械、电器、建材、日用品等各个种类适合当地市场的中国商品。
阿富汗
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走进阿富汗的外国人，第一批是战士、联合国[微博]官员与记者，第二批就是商人。
10年后的今天，阿富汗的日子仍不太平。不久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又发生一起针对华商的袭击事件，3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其中一人为浙江丽水缙云商人李斌。
余明辉认识李斌，也知晓一些内情，在他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把中国人做生意的方法，移植到了国外……”
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商人走出了国门，海外华商已遍布世界168个国家和地区、手握2万多亿美元资产，成为世界商团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但从法国巴黎，到西班牙马德里，从莫斯科到雅加达，“Made in China”与海外华商，却越来越多成为当地社会骚乱的针对对象与受害者。
“在海外经商，实际有着许多必须遵守的规则，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利益。我想说的，就是有关规则的故事。”余明辉说。
2004年，经过周密准备，余明辉确认喀布尔附近已无重大战争威胁后，在阿富汗创立了公司。“我相信一点，不论在哪里，要在当地做生意，就必须多多结交当地的朋友，但更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和抉择。靠近，但不能依赖。”
2011年，余明辉用5年心血创办的“明海钢铁厂”正式投产运营，年产量约2万吨，200美元一吨的废汽车、坦克、炮弹，经熔炼后成为至少1000美元左右一吨的钢筋、螺纹钢，用于阿富汗重建，他也成了“阿富汗通”。
对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余明辉现在已了如指掌。“即使在路上发生了纠纷也是相互解释，路人很快就来劝说，像讨论一个话题一般，谈清楚后双方还会客气地像好朋友一样。但中国商人有时按照合同完成了任务，也会被各种理由拖欠合同款，还有人更干脆，‘我们国家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让你无话可说……”
在余明辉眼里，阿富汗的好与坏，他都会毫不掩饰地讲出来，“这就是规则，你在哪里做生意，就必须明白那里的规则”。
而在几次历险后，余明辉更牢牢记住了最初的规则，要在这里生存，必须靠近，但不能依赖。他的钢厂，也依照当地惯例要求，雇佣了持枪守卫，“安全，只能靠自己”。
10年阿富汗生活，筹建钢厂的经历，余明辉从社会关系，到政府批文立项，到征地、税收、环保、废旧钢材回收，闯出了一条中国商人在阿富汗创办工业投资项目的成功道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徐飞洪曾在介绍中国在阿富汗投资的项目时，特别提到两个经典案例，一是由国有企业中冶联合江铜投资的艾娜克铜矿项目，另一个就是明海钢厂。
但更多时候，余明辉喜欢为一些初来乍到的中国同胞提供帮助，从签证、物流到解决纠纷、住宿，许多人因此叫他“搞得定的余大哥”。
2007年，在中国驻阿大使馆的支持倡议下，16家在阿富汗合法经营的中国民营企业联合成立了“阿富汗华商联合会”，余明辉被一致推选为阿富汗华商联合会秘书长。
“在阿富汗经商，看起来容易，起初租个大院，开个酒吧，钱就赚得很快，但对更多初来乍到的商人，对陷入麻烦纠纷中的企业，集合力量的商会，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还有什么比团结在一起更有力量？”
实际上，不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团结在一起，都会产生更为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
朝鲜
金正恩上台之后，朝鲜经济调整的信号日益强烈，这块被视为神秘国土的地方终于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朝鲜。
2012年，由朝鲜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与中国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共同发起的朝鲜金达莱基金会于平壤正式成立。该基金是由中国民间组织和朝鲜官方的首次合作，期望在教育、保育、医疗等方面帮助朝鲜儿童，并通过该基金会平台吸引更多中国商人赴朝投资考察。
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执行会长马振轩表示，他们希望通过与朝鲜金达莱基金会的合作，搭建一个良好互利的平台，让更多中国企业了解朝鲜的另一面，让更多的资金涌入朝鲜。中国海山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新武与其他的几位中国商人正是借助这个平台，在2012年11月底，开始了投资考察之行。
在前往朝鲜考察前，吴新武并不看好这个国家。“说不担心，都是假话，毕竟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吴新武说，朝鲜有无限商机和诱惑，但同时也充满了风险。
到达后，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科长金石贤向中国商人介绍了朝鲜的相关投资保护法律，并强调朝鲜的投资优势有四点，一是劳动力质量比较高，人均工资低；二是工业发展比较均衡，虽然基础设施以前比较落后，但现在正慢慢恢复中；三是矿产丰富，比如铁矿石储备占世界前列；四是企业税负较低。
按照金石贤的介绍，目前朝鲜只允许在指定经济区内有外商独资，其他地区仍为合资。外国人入朝投资没有任何限制，只需要办理长期和临时许可手续。在朝注册企业，全部手续大约需要40天，而外商对于土地只有使用和租赁权利，年限为50-100年。
朝鲜的复杂心态不难理解，既希望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企业扩大投资，又担忧越来越多的外来企业，未来会掌控朝鲜的经济命脉。
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局长金天一后来表示，朝鲜正面临着投资最好的机遇时期，也许前期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但只是短暂的过程。
但这依然没有打消中国投资者的疑虑。朝鲜的外商投资政策，是否会一以贯之？——这个问题短期内还无法获得满意的答案。
赴海外招商的朝鲜官员们称，朝鲜要敞开大门与外来者做生意，至于投资者来自于何种政治制度的国家，其重要性比不上投资者腰包有多鼓及做生意的意愿有多强烈。
作为毗邻的友国，中国企业早已利用天然的优势与朝方签署了许多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内容包括开采资源以及建造、修复基础设施，如改善东北地区罗先的港口及铺设通往中国边境的公路等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随着中朝双方高层的互动，中朝关系的稳固性再次得到了确认，中朝经贸将迎来进一步深化扩大的机遇。
梅新育认为，朝鲜2012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意愿。不要因为朝鲜这些年遭遇的经济困难而低估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特别是开放经济的潜力。中国企业如能早日介入朝鲜经济复兴，虽然要承担较多不确定性，但可望得到较多机会。
据统计，中国企业迄今(2012年12月)累计对朝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超过3亿美元，在朝投资企业100多家，投资领域扩展到食品、医药、轻工、电子、矿产、纺织、化工、水产养殖等多个行业。与此同时，朝鲜企业对华投资金额也超过了1亿美元，领域涉及餐饮等多个行业。
但对于这群中国商人来说，朝鲜依旧是陌生国度。一位考察团的商人离开机场拿到手机时，对于朝鲜几日的总结是：度日如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洗浴中心，真叫人受不了。”他说。
(来源：南方周末、齐鲁周刊、第一财经日报、 解放日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