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实习生 宗鸣
法治周末记者 宋学鹏
现今65岁的吉姆·佩特罗已经白发苍苍，嗓音也因长期的辩护工作而变得低沉、沙哑，但在餐桌上，谈起自己的洗冤工作时，他兴致颇高。
作为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曾领导全州最大的法律办公室。2007年卸任后，他放弃可能担任该州大法官的机会，转而加入俄州洗冤工程(The Innocent Project of Ohio)。
10月7日，吉姆出现在北京举行的“刑事冤案的成因、发现及纠正研讨会”上，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南希·佩特罗以及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教授、洗冤工程俄亥俄州办公室主任马克·戈德森。在研讨会上，他们与中国的法律学者一起探讨了冤案问题在中美两国的种种状况。
在此之前，吉姆所著的《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和马克·戈德森主编的《你好，真相！》两本以冤案为主题的书也在中国出版，反响强烈。吉姆在他的书中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做了系统反思，马克则在《你好，真相！》中让那些无辜入狱的蒙冤者们走到台前，在聚光灯下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同时，书中还配上这些蒙冤者创作的艺术作品，展现他们在入狱前、监狱中及出狱后的愤怒、挣扎和救赎。
司法人员不关心无辜者的故事，但吉姆不会
一向以民主法治自称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会存在很多冤案吗？面对这个问题时，无论是马克还是吉姆，都坦然道：任何国家的司法体系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
2003年，吉姆当选为俄亥俄州的检察总长，率先提出了收集所有被定罪者的DNA样本，放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这样既可以在短时间内锁定主要的犯罪嫌疑人，也有机会帮助俄亥俄州和其他州破解积存的案件。他的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马克的关注。为洗冤工程工作多年的马克一直试图与司法工作人员建立合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即使十分客气地听完他的请求，也不会客气地对待他们。
洗冤工程作为独立于司法体系外的机构，最早出现于英国。2004年，马克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组织创建了美国洗冤工程俄亥俄州办公室，并担任主任。至今，俄州洗冤工程共承接253例冤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至目前，他们已经为17名无辜者成功洗冤。
对于检察总长们来说，马克的来电通常意味着他们要为许久前的某宗案子捏一把汗了。即使是不了解司法审判程序的普通人，也能从情感上懂得这项工作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用马克自己的话说：“他们把我看做邪恶的化身，他们的工作就是拒绝，而我的工作恰恰是坚持坚持再坚持。”
但吉姆·佩特罗是一个例外。2005年9月，马克拨通了吉姆办公室的电话。这次持续了四十多分钟的通话所围绕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克拉伦斯·埃尔金斯的中年男性。
1998年，埃尔金斯的岳母以及他6岁大的侄女在俄亥俄州的家中遭到野蛮攻击。他的岳母被掐致死，然后被奸尸。小侄女也遭到性侵犯，但幸存了下来。在袭击发生几个小时后，埃尔金斯被捕，因为他的侄女清醒后肯定地告诉邻居，姑父是袭击者。
后来，洗冤工程收到埃尔金斯妻子的来信，里面详细记述了17年来她为丈夫奔波洗冤的经过。这不仅是一封悲痛妇人的诉苦信，里面更包括了大量能够证明埃尔金斯无罪的证据。现在她最需要的是检察长对于DNA检测的批准，只要能证明小女孩裤子上的精子并非埃尔金斯的，就能很大程度上证明他的清白。
马克坦白说，他拨通吉姆电话时，曾做过最坏和最好的打算，而且从他的经验来看，坏结果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好结果。他做的最好打算无非是吉姆同意他们对物证进行DNA检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吉姆决定亲自为埃尔金斯辩护。这一下，吉姆可把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了。要知道，他是全美第一位介入洗冤工程的检察总长。
只要与吉姆有过5分钟的交流，就会明白这看似“热血”的举动对吉姆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已经65岁“高龄”、谈话间还总因时差打盹的吉姆，只要一说起他的洗冤工作，他马上会恢复精神，而只喝啤酒的他，还会趁着妻子南希不注意，再为自己斟满一杯。
他告诉记者，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美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并不关心无辜者的故事，他们认为那是概率极低并且十分正常的事件。但是对于那些倒霉透了的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就要莫名其妙地在监狱中完蛋了，而他，吉姆·佩特罗，永远不会对他们置之不理。
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子
洗冤工程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除了法律界的仁人志士，长期固定为其工作的就是辛辛那提大学的20名法律相关专业学生。他们收集社会各界无辜者亲人朋友的来信，并且“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子”。很多案子开始时并无明确的证据，这就需要运用对正义的直觉；还有一些案子并不涉及DNA的内容，或者根本没有可供DNA检测的物证，这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在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中，小女孩的证言是控方掌握的证明有罪的唯一直接证据。其实，在现场搜查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埃尔金斯相关的指纹或者毛发，但是法庭依然无视埃尔金斯的不在场证明。因为在美国，仅凭目击者的证言便可以给犯罪嫌疑人定罪。他们认为埃尔金斯的犯罪动机是“一向与岳母不和”。
在《冤案何以发生》一书中，吉姆对此案做了一些描述：“小女孩从未像案卷中记录的那样‘肯定’，在姑父被判刑后不久，她就更改了自己的证言。”但是，这些事实并未被法庭采信。吉姆对此谈道：“在美国，对于工作繁忙的检察官来说，探讨释放被定罪的重罪犯并不是什么重要任务。他们通常相信陪审团所作出的有罪判决是最终裁决。特别是经过冗长的上诉程序后，审查陪审团的判决不会与司法制度有什么联系，而且对于判决的再次质疑对检察官来说也是一种风险。”
吉姆接触到这件案子时，埃尔金斯已经在狱中服刑7年半，等待他的是终生监禁和“性捕食者”的残忍称号。
DNA检测的结果不出意料，小女孩裤子上残留的精子另有他人。也许是老天开眼，洗冤工程推测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与埃尔金斯身处同一个监狱。埃尔金斯巧妙地获取了对方抽过的烟头，经过DNA检测，正是此人。
正义来临的过程虽然缓慢，但最终到来的时刻却是如此迅速。吉姆回忆，当埃尔金斯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他向门外等了他8年的妻子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场面就像好莱坞的某部大片。
透过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吉姆觉得他只是窥到了全美刑事冤假错案噩梦的冰山一角。他不能坐视不理，甚至不能简单地给予马克支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投身其中”。
冤案为何发生
“40年前，当我初次担任检察官时，我的老板就告诉我，不要完全依赖于目击者的证言，因为他们未必是正确的。事实上，那些因DNA检测结果被证明无辜的入狱者，有75%是因证人证言而获罪的。”在采访中，吉姆反复重申证人证言在冤案发生过程中微妙而重要的角色。
在另一起洗冤工程受理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卡尔文·威利斯因被控强奸3名少女被判处终身监禁，陪审团坚持认定有罪的唯一证据就是3名受害女孩的指证，她们把他指证成一名她们不认识的男性。卡尔文就这样因一项他并未实施的犯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2年光阴。
为什么会有错误的证人证言？为什么很多无辜者甚至会作出有罪供述？造成刑事冤案的原因究竟有哪些？10月7日，在北京的会议上，马克和吉姆与中国法律界的专家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马克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会场突然发生枪击案，几名歹徒冲入会场，但是没有开枪，事发后将现场的目击者分成两组，在不同的暗示下，一定会有部分目击者表示他们听到了枪声。
马克的观点是，人的记忆会出错，或者说会选择，这也是科学证据存在的最大意义。作出了错误证言，未必就是证人刻意误导。但是这些不经意间的记忆偏差却像蝴蝶效应一般给无辜者的生活带来狂风暴雨。
近年来，中国也爆出一些让人震惊的冤案，如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叔侄奸杀案等，引发人们对冤案的关注和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辉表示，冤假错案在很多国家都难以避免，“如果说刑事案件是一座大厦，那么一个一个的证据就是建造大厦的材料，证据出现问题，大厦最后肯定也会出现问题”。
当然，受不同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出现冤假错案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举例说：“在美国，出现最多的是诱供骗供，而中国情况复杂一些。现在我们的制度已经为预防刑讯逼供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还不足以真正杜绝冤案。”
那么在对案件的判断上，洗冤工程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吉姆和马克自己，是否也出现过偏差？谈到这里时，马克用眼神瞥向吉姆，大笑起来，吉姆马上“坦白”了。在不久前的一起案件中，一名黑人犯罪嫌疑人发誓自己是无辜的，并且取得了吉姆的信任。但是在最终上诉前，当这名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在电梯中相遇，在短暂的沉默后，犯罪嫌疑人望向受害者并向他道了歉。
吉姆说到这里忍不住骂了一句，他说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当时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一顿。“毕竟，我已经65岁了，我该退休了。”吉姆自嘲道。
无论退休与否，与马克一起为埃尔金斯洗冤的经历对吉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未对马克进行充分了解前，吉姆一直很疑惑，什么样的人会把自己置身于如此多的苦战之中。这位年轻自己20岁的后辈，在对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件进行陈述时，所表现出的杰出法律写作能力，向每个人昭示着他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有着卓越的法律思维，也是一个很棒的作家。
马克曾经担任过犹他州盐湖城的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门罗·G·麦凯的助理，也曾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本可以继续沿着这条有名有利的道路走下去。然而，他却选择成为了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助理检察官。
2004年，当他第一次接触到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时，他并不相信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一年后，他拿到了证明无罪的初步DNA检测结果，在震惊中，他开始质疑自己的直觉，并且决定倾听那些声明自己无辜的人的陈述。这是一切的开始。
从法律到艺术
如果说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促使吉姆走上了洗冤之路，那么罗杰·迪安·吉利斯皮则帮助马克把洗冤的视角由法律扩大到艺术。
迪安同样来自俄亥俄州，他的经历与大多数洗冤工程承接的案件的主人公相似：1991年2月，他被州法院裁定犯有强奸、绑架、使用明示的军火进行抢劫等多个罪名，至今仍未出狱。但是在“令人心碎的灾难”面前，迪安一直保持乐观，他甚至通过绘画激励自己的律师。
2008年，迪安绘制了《只要有一线希望》送给马克，在画的背面，迪安写道：“这幅关于勇士的画是为一名真正的勇士而作，一个为了迪安·吉利斯皮案斗争的勇士—马克·戈德森，一名正在战斗并将继续为无辜者争取权益的人，只需要有一个。”
这幅画一直挂在马克卧室的外墙上，每天早上起床后从卧室走出来，他看见的第一件物品就是它。这幅画以及迪安在上面撰写的献词，总是能缓解艰难工作给马克带来的疲惫和怠意。
事实上，艺术创作早已经成为这些蒙冤者狱中生活的重要部分，绘画、诗作、散文，甚至明信片制作，也包括很多蒙冤者的家书，都有一份寻常艺术家不能达到的奇异美感。他们因苦难而大放异彩。
这些蒙冤者的努力促使马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将美国各地蒙冤者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收集起来进行公开展览。马克在辛辛那提市的国家纪念馆为这些无辜者的作品举办了一场展览，他将这次展览定名为：真相的告白—刑事洗冤集录。他在每一件作品的旁边都附上创作者的故事，这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洗冤工程也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开来。
马克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展览的大多数作品是来自蒙冤入狱但已洗冤出狱的人，当然也包括少数迪安这样仍在抗争的人。展览获得的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全部用于帮助那些蒙冤者。记者注意到，无论在采访或是在演讲的过程中，马克和吉姆都极少提及这些蒙冤者出狱后的情况。在长期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回归正常的生活？吉姆耸耸肩，无奈地回答道：“我们正在努力，但情况并不乐观。”
虽然在经济上，美国各州都有对蒙冤者的赔偿规定，但是在联邦内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条文。而且蒙冤者在申请赔偿时，也必须面对十分严格的标准。以俄亥俄州为例，成功洗冤者必须从未承认有罪，必须在成功洗冤后两年内提出赔偿申请，必须被宣布“事实上无罪”。吉姆的夫人南希苦笑道：“如果在审判过程，执法部门也能像给予赔偿时那样严密，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冤案。”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在被监禁之前，曾经写道：“终究，一个人即使在狱中也能十分自由，他的灵魂可以自由，他的个性可以无忧，他可以身处和平中。”但是在狱中，也许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记者在翻看展览作品资料时，在一封陈旧的蒙冤者信件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可能有人会为悲剧的尊严说话，毕竟苦难所揭露的东西比整个正常的世界更有价值，我们把这想象成一种安慰，但绝不是幸福和公正，以后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