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前在家里喝过啤酒。给老爸打白酒，路上偷着喝过一口，老白干，口大了，辣得眼泪都出来了，再不敢试喝。来到村里，见小卖部代销员从供销社进货，过山型小推车一边是零七八碎，一边是装白酒的塑料桶，再将酒往大酒坛里倒，咚咚咚咚，空气中立刻就弥漫了酒香。也怪，这时就生出另样感觉:怪好闻的。
然后就知道那是用薯干做的酒，品名薯干酒，当地人爱叫薯干子酒。九毛八一斤，也不便宜。我的生产队一天劳日值才三毛五，得干小三天才能买一斤。后来有机会喝了，进嘴辣，烧嗓子，落肚后腾地点着火一般，再猛地蹿到脑瓜顶。头就发晕，脚下轻飘飘，就兴奋，忘了烦恼。便想，或许这就是酒给人带来的快感。尽管酒醒了该烦还得接茬烦，但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那年月深山沟社员有两大快乐:喝酒与偷情。偷情有风险，喝酒没风险，就是缺酒钱。
那年秋天分红，生产队队长扣了我两块一毛钱，说打酒了，晚上来我家让你婶炒几个菜。队长是直接领导，不敢说啥，晚上就去。热炕饭桌，一盏小油灯，一棒子酒，地下站俩眼珠瞪溜圆的秃小子。他妈端上一盘子炒白菜，菜里有个黑片片，大小子说肉，伸手就抓，让队长一筷头打回去。我忙夹给他，还有小崽呢，油灯太暗，好一阵才又翻着一片。头年腊月宰的猪，我只吃白菜，
可能这酒钱是我出的，是仗义还是舍不得说不清，反正那日就只管喝，喝到最后，就大头发沉啥都不知道了。清晨渴醒，迷瞪瞪起身，窗纸朦胧，看炕上还有别人，心想这是哪呀—有些时日了，同伴回天津，就我一个人过，这是谁呀?再揉揉眼看，那边还有个长头发的，是女的!我的妈呀!我在队长家睡了一宿!忙悄悄下地一溜烟窜了。
年少面薄，从此不敢言及此事。可队长媳妇爱说，后来见我时不时被县里抽去写材料，当人面说:将来出息了别忘了婶，咱俩还一块睡过呢。众人起哄，我忙解释说不是一块是一个炕，而且是隔着三叔(队长)睡的。有人说:队长睡觉打雷都不醒，谁敢保证你半夜没从他身上跨过去了。事到此刻就得赶紧跑，西瓜皮擦脸，越擦越磨叽，有八张嘴也说不清。真害怕呀，虽然叫她婶，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那种事在那时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摊上大事了。
后来就算学会了喝酒，量不大，还知道把酒烫热了，让薯干味挥发出些。别看薯干酒不咋着，有好长一段还买不着了，只有橡子酒。那酒可不行，太上头。最好的是代销点来了枣酒，一块二一斤。冬天打一斤，做熟饭，扒出点灶灰，往小茶缸里倒点，灰上一坐，一会儿酒就热了。那天去大沟里打柴，十几里地，一个人，早上走，怀里揣俩薯干饽饽，大扁担挑六个柴火，沉，歇会儿都不能平放地下，得一头借个坎子，才能上肩。到家狠狠心炒俩鸡蛋，把剩下的二两酒都倒进小茶缸。弯腰盛出鸡蛋，往里屋一走，脚下碰了烧火棍，棍一弹正弹倒茶缸，可惜那点酒，噗的一下在热灰里化成股烟，没了，可把我心疼得够呛，把烧火棍撅成两截扔进灶膛里。
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决定当年考试入学。知青奔走相告，抓紧复习。初夏抽到县里写材料，和两个知青住旅馆二楼一间。高兴，晚上弄些薯干酒，就点什么就喝。喝得话多，说这些年自家的事，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结果喝多了，后半夜他俩就趴床上，这边一口那边一口吐起来，那叫一个味儿呀!开始他们吐点我往楼下铲点，可这二位活慢，不一下吐净，隔一阵一口，再两口。就一个脸盆，也吐不准，十点又没了电，黑灯瞎火我出来进去，有客人就喊闹鬼啦咋走个没完!
正好房间墙壁半当腰有个烟道，这会儿炉子撤了，没办法，就只能往那窟窿里铲了。转天天燥热，这屋就不能呆了。赶紧退房，还不让走，得检查房内物品可有损坏丢失。女服务员进屋清点，一样不少，刚要走，她皱眉问:这屋怎么一股烂薯干味?我答:是，他俩吃薯干子吃多了，打嗝儿打的。问:打嗝儿?能打成这样?我答:是，一宿没睡，俩人对着干，上头打，下头还放!再不走，这全楼就都不能住人了。
服务员顿时干呕一下，说:赶、赶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