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北京10月10日 -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中国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
中国证券报周四援引他的话称，维持甚至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并不妨碍中国继续推动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的自由化，并在条件成熟之后，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由市场化推动，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该揠苗助长。”余永定称。
他认为，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仍有待健全。作为风险管理基础的短期货币市场基准利息率和国债期限结构曲线仍有待建立。中国应该主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风险监控机制、加速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
余永定分析指出，在理论上，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最终放弃资本管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是否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在存在大量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他表示，中国并未受到任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外部压力，中国为何要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呢？有关方面似乎是希望利用开放资本项目后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国内、外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
“在实践上，我们有借加入WTO推动国内改革的经验。在理论上，也有‘休克疗法’之类的说法。但‘真理是具体的’，‘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泛泛而谈‘倒逼’是危险的。”余永定称。
他指出，放弃资本管制所能带来的好处十分不确定，风险则显而易见。为求万全，中国首先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和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在中国的改革和调整日程中占据优先位置。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如果现在突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可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套利、套汇活动进一步加强。
以后还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是：当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资本流入；当货币当局放松货币政策时，资本流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遭到破坏。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由于出现某种意外事件、预期突然恶化，资本外流的压力陡然增加，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我并不是说一旦解除资本管制，这种事情必然发生。但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后果将极为严重。中国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中国会出现什么颠覆性错误，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而导致危机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余永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