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
《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常演常新”，讲的却仍是近100年前的旧故事。主人公本来姓“盖茨”，为了追求女孩黛西，不惜抛弃父母和出身，把姓改为Gatsby，与god’s boy谐音，赫然“上帝之子”。他一夜暴富的故事，是与时代合拍的；而他徒然挣脱不了造物之手，陷入悲剧之渊的命运，也是被时代锁定的。
暴富户的悲喜
1922年，文学新星菲茨杰拉德带着妻子泽尔达和女儿法兰西斯，把家搬到了长岛——纽约著名的豪宅云集之地。与菲茨杰拉德比邻的，大多是新晋的社会名流。这段时间正是菲茨杰拉德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阶段——貌美如花的妻子尚未罹患精神分裂，在各种社交场合与他出双入对，一起被视为“爵士时代”的代表人物。
“爵士时代”一语，也是菲茨杰拉德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他也因此被称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菲茨杰拉德自己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他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1917年辍学入伍。次年在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附近驻扎期间，菲茨杰拉德爱上了18岁的南方少女泽尔达。据说场景几乎与盖茨比早年与黛西的浪漫桥段无异。
这段时间，许多“复转”军人从欧洲回到美国。他们和他们的退伍费，给市场带来了强劲的消费需求和推动。美国的经济迎来腾飞的阶段。汽车的迅速普及带动了高速公路的兴建，也催生了汽车旅馆、汽车服务站、二手车销售、石油开采提炼等新兴行业，更加速了城市的扩张进程。1920年起，美国的城市居民开始多过农村居民，城市文明彻底攫取了话语权，并开始主宰这个世纪。
而帮助电影中盖茨比一夜暴富的，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立法——禁酒法案。美国是西方社会具有最强烈禁酒情绪的国家之一。依据1919年1月16日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1919年10月28日通过的沃尔斯泰德法，公开饮酒是犯法的。21岁以上的公民才可以买酒(包括啤酒)，而且只能在限定的地方买到。
禁酒法案给私贩酒商提供了暴利空间。有人从加拿大经陆路或五大湖走私酒精饮料；有人垄断法国的圣皮耶与密克隆群的甜酒，经营走私路线；有人贩卖可以搞到威士忌的医生处方。黑社会随后接管了酒的进口、制造和销售。
最著名的私酒业者之一艾尔•卡彭，他的犯罪帝国主要就是利用非法贩酒得来的利润建立的。1920年代，很多社会问题都因禁酒法案而起。酒品黑市的繁荣带来了执法官员的腐败。由于走私同样体积的酒意味着同样的风险，因而走私烈酒远较啤酒更能牟取利润。这使得烈酒更为流行，酒后驾驶、闹事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情况愈演愈烈。
而这，正是盖茨比暴富神话的谜底。有人分析，盖茨比在禁酒年代贩卖私酒获得暴利。但是，贩卖私酒尚不至于让他富成这样。盖茨比从他的老师沃尔夫斯海姆那里学到许多。穿衣问答做派、装腔作势、伪造出身、操纵市场，处处可见其迹。沃尔夫斯海姆操纵1919年棒球世界大赛，从而大赚一笔。而盖茨比也同样利用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在达官贵人的聚会沙龙里寻得商机。
值得一提的是，当上流社会在财富、酒精甚至所谓的爱情中迷醉时，穷人却在“灰烬之谷”里苦苦挣扎，越来越穷，甚至家破人亡。他们很可能选择“同归于尽”。菲茨杰拉德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隐喻：虽然风光无限，然而最终让盖茨比丧命的，却是来自穷人世界“灰烬之谷”的一颗子弹。
爱与美的幻灭诗
有人说，故事主人公盖茨比和讲述故事的尼克两人合体，就是菲茨杰拉德本人。此言或许不假。菲茨杰拉德和尼克一样有着作家身份，亦和盖茨比一样在从军时爱上了女主角。更为重要的是，他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被卷入了从未有过的纸醉金迷、物质至上、贫富分化和文化迷茫的漩涡。
与电影相似，菲茨杰拉德与妻子泽尔达初遇时，泽尔达是富家小姐，菲茨杰拉德是个无名军官。他没有经营私酒生意的门道和勇气，只能埋头苦写。直到《人间天堂》成了畅销小说大获成功，泽尔达才答应了菲茨杰拉德的求婚。而黛西在戏中提及孩子时的那句“我希望她相貌美丽，是个傻瓜”，亦正是泽尔达自己说过的一句名言。
然而，在挚友海明威看来，《了不起的盖茨比》后，菲茨杰拉德不再有伟大的作品，因为泽尔达的疯狂毁掉了他。泽尔达1900年7月生于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漂亮聪慧，受过优良教育，16岁那年获封“阿拉巴马小姐”桂冠。18岁那年，遇到了21岁的小军官菲茨杰拉德，并于1920年结婚，从此开始了一度耀眼夺目，但终至痛苦不堪的婚姻生活。
他们堪比电影明星，挥金如土，更是双双成为酒鬼，日日皆醉。在他们的身后，留下连串破碎的香槟酒杯和闪闪发亮的佳话。他们悲剧性地缓慢沉沦——她坠入疯狂，在几家精神病院进进出出，他则沉迷于酒精，陷入公众的冷漠之中；她鲁莽到了古怪的程度，他把喝酒当作正经事来做，几杯下肚，就从风度翩翩变得举止粗俗。他们彼此共生，几乎到了自相残杀的地步。
菲茨杰拉德在自己的作品中随意取用泽尔达的日记、书信和经历(包括她的精神疾病治疗经历)。
泽尔达自己也写短篇小说，有时以夫妇俩的名字发表在当时的流行杂志上。她后来的自传小说《为我留下那首华尔兹》写于美国马里兰州精神病院里。她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这让菲茨杰拉德大为光火，不仅因为她写这本书的速度非常快，也是由于书的主题——沉沦的夫妇、住院的妻子——跟他当时想写的小说《夜色温柔》撞了车，而她比他先完稿。
泽尔达精神方面的敏感脆弱是出了名的，她的怪脾气日渐升级，1930年发生了大崩溃，不久即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而且，许多材料显示，虽然她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也有可能是为治疗过程所害。当时精神病学才刚刚诞生不久，跟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她受到的治疗也比较简单粗暴——胰岛素注射、电击疗法以及长期精神病院隔离治疗。
在泰蕾兹•福勒的新书《Z：一部关于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泽尔达实际是一个积极勤奋的女孩。无可救药的酒鬼丈夫则是她肩负的重担。她不断用俏皮话来化解他发的酒疯和随之而来的社交尴尬。而海明威和她相处不愉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明威用自己的阳刚气息勾引她，却遭到了拒绝。福勒还暗示，泽尔达的精神状况，很大程度上不是她自己的错。
而同时，菲茨杰拉德一样处于沉沦的边缘。酗酒、肺病、潦倒破败和妻子的病，让他过得越发荒唐。终于，在1940年被心脏病击倒于洛杉矶，这位“迷惘一代”的领军人物终被夺去44岁的年轻生命。而7年后，北卡罗莱纳艾什维尔的高地精神病院突发大火，9个病人遇难，其中一人即是47岁的泽尔达。福勒在《Z》的最后，引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束语，也就是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墓碑上的墓志铭，一句所有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句子：“于是我们调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停歇地驶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