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雁)
在我去过的所有中欧国家中，捷克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捷克首都布拉格享有“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和“建筑史上的博物馆”的美名，其城区建筑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从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到后现代的各种流派，将沧桑厚重的历史内涵与超越时空的未来派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能做到这一点的城市，似乎只有布拉格。穿城而过的伏尔塔瓦河将布拉格市区一分为二，在两岸的绿茵之中，红顶白墙层叠错落，民居多彩多姿，黑塔金顶的教堂形态各异，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最具欧洲特色的油画之中。站在老城广场放眼望去，任何一个街道都有六七百年以上的历史，尤其是暮色下在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一边品尝冰镇甘醇的比尔森啤酒，一边沉醉在极具文化魅力的氛围里，那种穿越历史与未来的体验让人回味无穷。
捷克历史上出过很多文化名人，如《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卡夫卡，在中国有广大读者的米兰·昆德拉，杰出的剧作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音乐家德沃夏克、斯梅塔纳等。捷克人自称他们是“无霸气而有贵族气的国家”，是 “政治上的小国，文化上的大国”。昆德拉有句名言：“做小国人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这个最西边的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历史特点。
纠缠在日耳曼历史中的斯拉夫国家
说起捷克，稍微要回溯得远一点。地处欧洲心脏的捷克与德国是近邻，彼此间有850公里的国境线，加之南边的奥地利，可以说捷克被说德语的人从三面包围。捷克人属于西斯拉夫人，在人种上与波兰人相近，但是他们的文化、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对现实的反应甚至饮食习惯，都和德国人很接近，以至被人称为“说斯拉夫语的德国人”。
10世纪时，西斯拉夫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捷克公国，后人一般称“波西米亚王国”。随着库特纳霍拉银矿的开采，捷克一跃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在13世纪，捷克君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布拉格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并于1346年拥有了中东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15世纪初曾任布拉格大学校长的胡斯，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主张用捷克语做礼拜。1415年胡斯被处以火刑，导致胡斯战争爆发。
1618年5月，以图伦为首的30名捷克人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对新教徒的迫害，拒绝接受哈布斯堡皇室的斐迪南大公为国王，起义者冲进王宫，将代行王权的十人小组中的两个成员扔出窗外，酿成了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引发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这场战争极为惨烈，上百万人丧生，捷克人口只剩下原先的1/4，拥护胡斯教派的知识分子有3万逃往国外，3/4的捷克土地被没收，此后便开始了历时三百年的“日尔曼化”时期。
这个阶段对捷克的历史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异族统治，使捷克人的生存哲学变得谨慎而现实，正如19世纪的捷克“复兴运动”领导人卡雷尔·哈乌里切克总结的，“别人是为了祖国复兴和强盛而死，而我们是为了祖国存在而活”。捷克在被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后，其新教贵族大部分被流放和处死，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贵族占据了捷克的土地，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的德国移民。捷克的民族精神受到打压，文化受到摧残，德语成为官方语言，街道、商店、交通路标都使用德语名称，在报纸、广播和电影中，德语都是优先语言。这一情况的长期持续，给捷克文化带上了难以褪去的德国烙印，一直到19世纪，从捷克人教会和学校中涌现的知识分子才使独立精神得到复苏，捷克的国家复兴意识才再次萌发。
悬而未决的苏台德问题
我们此行不仅是一次历史文化之旅，而且是考察“新欧洲”国家转型之旅，所以设计的路线与常规旅游有很大不同，特意安排了一些游人不常去的地方。我们去了前东德的三个州之后，从德累斯顿坐船沿易北河逆流而上，进入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就是想要考察一下这个如梦魇般一直缠绕着捷德两国的“苏台德”问题。
所谓“苏台德”地区，是指捷克摩拉维亚北部边境的苏台德山脉所处的地带。二战之前日耳曼人一直住在这里，1938年希特勒支持这里以“回归德国”为目标的“汉伦党人”，以日尔曼人要同处在一个“大德国”为借口，为入侵捷克制造理由，而英法两国牺牲捷克的利益，在捷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约2.26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一块土地划归德国。二战期间，捷克深受纳粹德国的蹂躏与奴役，有36万人丧生，另有80万人被掠到德国作劳工，德国给捷克造成了7000亿克朗(战前克朗)的经济损失，但是捷克是唯一没有得到德国赔偿的国家。
1945年二战结束后，根据战胜国的协定和捷克总统贝奈斯的法令，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被没收全部财产，强制遣返，在因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而导致的复仇心理驱使之下，捷克人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民众实施了暴力掠夺和武力驱逐，迫使许多人丢弃所有家产仓皇逃离，而易北河对岸的美军禁止他们靠岸，无奈之下他们又返回原住地，但捷克士兵又将他们赶下冰冷的拉贝河(易北河的捷克名称)，试图爬上岸的人又遭到机枪扫射，很多人当场丧命，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的牺牲品。
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是被捷克人尊为 “第二国父”的贝奈斯。贝奈斯在一战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委员会总书记，1921－1922年的捷克总理、1918－1935年的捷克外长，二战中在伦敦组成流亡政府并担任总统，二战后于1946年当选为捷克总统，1948年在苏联人的逼迫下退休，随即去世。贝奈斯为捷克的生存问题苦苦思索，并认为在夹缝中维持东西平衡路线是捷克的生存之道。他提出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贝奈斯公式”(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从此奠定了对外政策上的 “捷克模式”。因为他们看到西方为了自保可以随时牺牲小国的利益，1938年的 《慕尼黑协定》就是明证，而且在苏台德问题上需要取得苏联人的支持，于是捷克提出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路，并认为同苏联“大叔”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东方不仅是个大市场，还是物产丰富的原料产地，完全排斥东方的“一边倒”政策是危险的。正是“贝奈斯特色”的外交策略为捷克赢得了苏台德地区。
60年来，被遣返的日耳曼人一直要求返回家乡和获得经济赔偿，他们在1950年组织了“重返故乡”的“苏台德回乡运动”组织，年年举行游行示威，向德捷两国分别施压，提出赔偿1700亿马克和回到原住地的要求。东欧剧变以后的1992年，德捷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没有涉及这一敏感问题，苏台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二战后迟迟未能解决的“战争后遗症”。
1993年捷克总统哈维尔与总理克劳斯分别出访德国，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寻找出路，当时德国科尔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德国为纳粹期间受害的捷克人提供赔偿性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交换，捷克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进行沟通对话，寻求解决渠道。捷克接受了科尔的提议，经过从1995年1月到1996年12月的谈判，终于达成 《德捷和解公告》。德国就1938－1945年对捷克的占领进行道歉，捷克就二战后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从苏台德地区驱赶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行为进行道歉。《和解公告》决定，由德方出资1.4亿马克，捷方出资2500万马克，共同成立一个“未来基金”，协商解决苏台德问题。1997年初，德捷两国总统在声明上签字，两国议会随后加以批准。
似乎“苏台德问题”至此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由于“未来基金”的金额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赔偿的金额相差太大，而且“返乡要求”在现实中无法落实，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返回原住地、讨还故土和财产的游行仍在年年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之后，仍像科尔那样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相互道歉，但都无法取得当事者的谅解，民间的对立情绪远远大于政治家的预期，这个深深影响德捷两国关系的问题依然没有完结。
我们从德国进入捷克后，首先拜访的是苏台德地区最大的城市乌斯吉，这里曾经是捷克的“巨无霸”企业斯波莱克冶金化工联合体的所在地，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重镇。我们在到达捷克边境以后，发现捷克与刚刚离开的前东德形成很大的反差，过时的企业厂区、矮小的楼房、陈旧的公共设施、道路上方横七竖八的电车线路以及老古董一般的有轨电车，让同行者大失所望，大家一致认为，若不是有些尖顶教堂，这里就像是中国的某个乡镇城市，就连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也是毫无特色的苏式水泥灰板楼，好像转轨在这里陷入了时间停顿，唯一看到的改变是在“革命书店”上层树立起的“CASINO”(赌场)的醒目标志。我们特意去了驱赶苏台德人的拉贝河大桥，桥头立着一个醒目的铜牌，注明该桥被命名为“贝奈斯大桥”，以纪念二战胜利后对收复该地有功的贝奈斯总统。这下我们明白了，是什么导致了乌斯季停滞不前：看来在德捷苏台德“心结”彻底化解之前，乌斯季的发展势必要受到影响，房地产商、投资商、地方规划部门等都缺乏长远打算，在谁都无法确知未来的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恐怕一时难有大的起色。
被遗忘的角落：曾经的“切卡德”
在捷克期间，我们专门要求去赫赫有名的切卡德企业的厂区看一看，因为它不仅是奥匈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时代捷克数一数二的巨型企业，最盛时有四五万工人，是捷克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捷克人的骄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出产的机床销往所有的由苏联牵头组成的 “经互会”国家。上年纪的中国人熟悉的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就是捷克的切卡德厂援建的。
这个工厂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生产的精密机床闻名于世，而且因为它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鲜明态度以及在苏军占领下扮演的政治角色。1968年1月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出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反映改革策略的《行动纲领》，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切卡德工厂的工人要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经济民主化，反对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成为产业工人中的领头羊。“布拉格克之春”的改革浪潮触犯了苏联的利益，于是苏联在1968年8月20日以25万大军一夜之间占领捷克全境，要用克里姆林宫的严寒驱逐布拉格的春意，用坦克粉碎布拉格的改革浪潮，扼杀捷克人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杜布切克、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等捷克一线领导人被挟持到莫斯科，以此来毁灭东欧民众最早的民主化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