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党卫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3·8月刊，作者：薛立若。原标题：寻访“德国鬼子”的中国人
1988年，正在柏林攻读博士学位的朱维毅，对公园中的德国老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只要当时80岁左右的德国老头，差不多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朱维毅想知道，对那段历史，这些老人会不会对一个中国人坦诚相告？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党卫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然而这支部队在战后却很少被人提及，何故？德国朋友告诉朱维毅，让未成年人去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送死，这是一个民族太深的耻辱，就连习惯于客观写史的德国人也难以面对。
除了党卫军少年师之外，更多的德国少年在战争后期被征召入伍，用于补充本土的空防作战。朱维毅的寻访就是从这样一位当年的德国少年开始的。
朱维毅读博的导师是克拉茨教授，在采矿破坏学领域，他是国际顶尖的学者。朱维毅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大名，当初赴德师从克拉茨教授，实是慕名而来。读博期间，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有一次，朱维毅在阅读克拉茨当年的博士论文时，看到了最后一页上的教授简历：“1927年9月4日出生于柏林……1943年6月-1945年4月：在国防军服役；1945年4月-1946年6月：在美军的战俘营……”计算之下，朱维毅发现，克拉茨教授参军时的年龄是15岁零9个月，完完全全就是个孩子兵。朱维毅记住了这一点。
几年之后，已经毕业的朱维毅重返柏林大学，在当初他作博士论文答辩的采矿冶金楼10层，约访自己的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时不同，问与答的对象调了个儿。在朱维毅寻访的所有德国老兵中，克拉茨教授是最熟悉的人。但是他的讲述，让他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朱维毅的眼前，渐渐浮现出导师年轻时的模样……
孩子兵的回忆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德军前线的兵力严重不足，德国本土的防空部队被大批调往苏联战场，留下的位置只能由中学生填补。1943年6月，克拉茨他们全年级(都是1927年出生的，时年16岁左右)一锅端，全部被召入伍，然后被送到柏林城北泰格尔地区的高炮部队参战。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他们不是军人，只算是“军事助手”。当时这样的人一共征召了10万。他们的军服上除了空军的黑鹰标记外，还印有“LH”字样，即“空防助手”(Luftwaffenhelfer)的缩写。但孩子们暗地里都把它称为“最后的希望”(Letzte Hoffnung)。他们得到的承诺是，“只在我们的家乡城市参战”。
柏林遭受盟军的空袭是从1940年9月开始的，以后空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起初一次只有30至50架盟军的飞机参与轰炸，最后增加到一次来上千架飞机”。克拉茨他们驻防的泰格尔区有一个大湖，它在夜间的反光是英国轰炸机寻找柏林的重要参照，所以设在那里的高炮阵地重要而危险。“在我们参战前三个月，这里曾有沙道夫中学的十多个‘空防助手’一起被一颗巨型炸弹炸死。”
在极度恐惧中，克拉茨们还要作战。而此时在德国半官方的航空杂志上，学生兵参战的意义曾被这样描述：“通过接触防空武器和技术，学生们知道了工程师、飞行员和自然科学家所要解决的是多么美好和重要的课题，一些学生因此重新定位自己的前途。由此产生的职业定向给人们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因耽误课程和晚进入大学带来的损失多得多。”
1945年4月，哈勒战役之后，克拉茨接到了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道命令，放弃战斗自行解散。他们成了美军的俘虏。克拉茨说：“在他们的持枪监视下，我们用双手高举自己的武器走过去，把武器、钢盔和全部行李都按指定地点放下，然后空手去战俘队伍集中。我在缴械时留了个心眼，把布军帽塞在了裤兜里没有上缴。这顶带帽檐的布军帽在我后来的露天战俘营生活中起到了遮阳挡雨的作用，很让其他人羡慕。”
朱维毅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疑问——1990年德国统一后，克拉茨教授从家里带来一包库存日用品分给同事们，朱维毅分得了两包烟丝。教授并不抽烟，何以分发烟丝？
这一次，他将这个疑问提出，克拉茨教授道出了缘由。
1948年，苏联曾封锁西柏林通往西德的全部水陆交通长达11个月，迫使西柏林全城的生活物资供应全部依靠盟军的飞机空运来解决。当地人被饿怕了，更担心一旦冷战转为热战时，“孤岛”西柏林会首当其冲，所以很多人养成了储备物资以应不时之需的习惯。教授虽不抽烟，但也为了必要时他人的需要而储备了一些烟丝。“对我而言，战争已经印刻在心里。我体会过国家将要倾塌，命运将要交给别人安排时的感觉。在无法具有安全感的冷战时期，我始终有战火在某一天要再次降临的担忧。这种感觉直到德国统一以后才开始减弱。所以在此之前我一直保持着储备应急用品的习惯。”
艰难的开始
采访克拉茨教授之后，朱维毅决定大规模地寻访老兵。时为1990年代末，仍然在世的德国老兵的人数还不算少，在超市里、公园中、马路边都能看到他们。不用猜，只要是80岁左右的老头差不多都是。
一开始却并非一帆风顺。朱维毅说：“随便聊聊可以，但正式采访和随便聊天不同，对方会有心理上的压力，甚至是心理障碍。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思想交流本来就不容易深入，放在老人身上就更是这样了。你要挖掘他的‘二战’经历，他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你我有什么交情让我给你讲自己的私人经历；第二反应是‘为什么？’——你一个学工科的中国人，既不搞文学也不搞历史，为什么要关心德国人打仗时的那点事儿？第三个反应是‘干什么？’——采访之后你是要写文章还是写书？你会怎么写我？写出来用在什么地方？”
这些反应，朱维毅都能理解。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名老兵。在朱维毅很小的时候，曾是新四军敌工部军人的父亲就开始给他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了解自己的父亲，“如果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中国找到我父亲，让他说说当新四军时抗战的故事，我父亲也会有‘凭什么’‘为什么’‘干什么’这一系列的顾虑，多半也不会配合他的采访。”
面对困难，朱维毅决定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
想要在德国做一件事，查找相关的信息源是不难做到的。想寻找有战俘经历的人，只需去图书馆找一本这方面的大书，马上就能在查到一连串的与战俘事务有关的机构、组织和研究部门。在德国，凡是对外的单位，其联系方式都是公开的。
朱维毅找了一大堆相关的地址，有军史研究单位的，有战争遗留事务处理机构的，有反纳粹抵抗组织基金会的，还有各种老兵协会的。然后分别给它们去信，做自我介绍，说明写作意图，提出介绍采访对象的请求……信发出了一批又一批，最终寸功未建。那时德国还不流行使用电子邮件，收到回信的形式多为传真和信件，下班回家时他经常能收到一堆信件，看到桌子上传真机吐出的信件连成长长的纸带一直拖到地上——全部是婉言拒绝。
德国人在通信上有个好习惯，只要接收到的信不是群发的盲信，一般都要给一个答复。朱维毅收到的回信有两种类型，或者是表示爱莫能助，或者是推荐一个其他组织的地址让他去碰运气。有两次朱维毅都遭遇了“推诿大循环”：张三介绍李四，李四介绍王五，王五又介绍了张三。唯一例外的情况出现在一个空军老兵协会。那个老会长是一个空军的上校，已经90多岁了，他委托助手回了一封信，说他正住医院，出院后他很愿意在协会里找几个肯和朱维毅对话的老兵，让他等消息。结果朱维毅等来的却是这个会长在医院病逝的消息。
朱维毅尝试了各种方法，找熟人、贴广告，但都没有丝毫效果。这件事似乎就要夭折，但他没有想过放弃。
有一天，朱维毅约德国朋友迪尔克一起喝啤酒。迪尔克是一个异常聪明和热情的中国通，在德国人里属于那种罕见的既灵活又严谨的人，他会用中文说“随便你吧”，也会很德国地说“让我想想”。两杯啤酒下肚后，迪尔克说：“我给你指一条生路吧。要想找到愿意接受你采访的老兵，你得找到让老兵们信得过的介绍人！”
朱维毅对此颇为感叹，“突破一个难关有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念头”。一向很仗义的迪尔克没有停留在提出创意上，他马上用手机给他在北威州花山市的老父亲布置了一个任务：调查当地是否有“二战”老兵愿意接受一个中国博士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