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的现代化建设，吸引大批四乡的农民进城，从前只是本省居民，如今已经扩大到全国，甚至外地人人数已经超过广州人
作者：厚基
不知道把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大军杀入广州，比作十九世纪中叶掘金者蜂拥至盛产金银的美国科罗拉多是否恰当？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穷怕了的农民，在土地的禁锢中一下被解放出来，浩浩荡荡奔涌入城，稳坐了广州等一线城市企业的半壁江山。
进城的农民，虽然也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广州也并非遍地黄金，但能得到温饱，能领到月薪，就是他们多少年来梦里才有的事了。于是，无奈地去认命，本能地去吃苦，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凭体力去打拼生活，便是他们命运的写照。他们打最脏最累最重的工，干有毒有害的活，做巨大“工业机器”中最为人所不齿的“螺丝钉”，他们痛且快乐地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广东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富余。在东起饶平澄海，西至高州信宜，北起乐昌南雄，南至斗门台山的区域内当时的一百多个县市、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将近5000万农业人口，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些人口的强壮劳动力当中，富余劳力至少占了50%，除了刚刚破茧而出的乡镇企业外，大多数富余劳力无从消化。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省内外民工尚不足两万人；1980年上升一倍；1984年增至10万；1985年为12万；而1987年猛增到45万。当时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农民！
农民和城里人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和生活，于是城里人给他们起了一个独特而响亮的名字：农民工。
1溃退的部队与躁动的大军
1983年前后，广州绢麻纺织厂以50个在当时颇有吸引力的全民固定工指标招工，广告出街半月音讯杳然，最后只得一人问津；广州缝纫机铸造厂从1984年起一直利用报刋街招招工，一如石沉大海；广州染织厂好不容易招来40名待业青年，谁知在参观工厂后竟跑掉一半，体检后又溜一半，试工期间再“拜拜”一半，最后，仅剩下4名坚定分子。
在广州缝纫机公司等许多企业劳资科的案头上，总堆满一叠叠请调报告，职工天天不厌其烦来磨嘴皮：“放我走吧，科长，日后决不会忘记你！” “我再旷工两个月，看还够不够条件除名！”在厂里磨不行，到家里去泡，靠上头压不行，大包小包往家里塞，以前后门入，如今后门出。当年市劳动局计调处的统计数字显示：1985年第一季度市二轻局职工外流3500人；市纺织总公司外流4400人……全市第一季度国营企业职工外流14000人……
招工难！职工跳糟！广州的工业企业面临建国后第一次劳动力外忧内困的严峻局面！
而奇迹几乎同时出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一次偶尔播出一条关于环卫部门招工难的新闻，区环卫队几天内居然收到省内外数百封农民求职信。湖北一个20岁的山区青年，一个月内竟寄出4封。广州第一棉纺厂被特许在广东四乡招工消息一出，梅县、兴宁、台山、罗定、增城、佛岗等70多个县近千名农民旋即应招，农民转眼成为全厂50%的一线生产工；广州多个建筑公司更是收编了一个又一个杀入广州的潮阳、开平、台山、清远农民工程队，将凌乱涣散的“杂牌军”整编改造成“正规军”。一时间，广州的建筑、纺织、冶金、港务、煤炭、化工、橡胶、市政、环卫等企业的劳资人员，突然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在四乡，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仓库！
2 吃得苦中苦，方得血汗钱
这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包括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上世纪80年代广州硫酸厂磷、复合肥车间。这个在国外落后而在国内属先进的化肥车间，破碎机、焙烧炉、净化塔都仿佛负载过重。130名农民工是车间主力，他们犹如一支灰色的部队，在充满酸和氨粉尘的战场上打滚。
来自罗定的何兴明，带领12名农民工组成搬运组，负责化肥装袋、缝袋、上膊、搬运。天在下雨，雨水和着硫酸车间流出的废渣，将地面染成暗红。农民工踏着泥泞，在狭小的通道里扛着100多斤的磷肥，在倾斜狭窄的甲板上来回穿梭装车。天冷，他们早把上衣脱光，动作麻利，哼着陈旧的苦力号子，磷肥粉末与身上的汗水混成了酱，鼻子嘴唇眉毛灰白，疲倦的双眼却闪着光，他们周身散发出机械运转时的腾腾热气。
大货车沉重的车轮碾过暗红的矿渣液体徐徐出厂、进厂。得抓紧时间喘口气，抽支烟了。常加班熬夜，眼睛熬红了，他们毫不理会。计件工，你不干别人干，不怕苦累，最怕没班加，他们身上有的是力气！装一吨就挣1.8元啊！在广州，只要舍得出力流汗，就会有金执(拾)，与乡下没法比。负责装袋的何兴明没歇手，装袋缝袋是不能歇手的。从早到午，他已装了整整500袋，足有5万多斤磷肥，这些磷肥是如何被自己一铲一铲机械般地入袋，已记不清了，脑海里只有一堆堆土样的灰，一卡车满了又来一卡车。他俨如一个机器人！手上的指纹掌纹已通通磨平，指节掌心长满了厚硬的老茧，而他今年才满20岁！
3城市美容师和他的心愿
1985年春，刚复员不久的广东潮汕农民陈树生，只身来到广州西郊坦尾垃圾卸场应聘。在区环卫局，劳资科黄科长对他说：环卫这行最脏最累，最被人瞧不起，工资奖金每月加起来只有120元，福利还暂时没有。陈树生用一口浓重潮汕乡音的普通话答道：不错了，一月抵得上家里一年多的收入了。
一到垃圾场，他立即被铺天盖地的苍蝇和恶臭包围，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望不到边的黑压压的垃圾正在雨中发酵、腐烂，方圆170亩的垃圾场，犹如一个偌大无比的臭水潭。成群结队的猪在齐膝深的糊状的垃圾中奔跑刨食，如乌黑的海水泛起片片暗白的沉渣。工人们赤膊在扑脸的臭气中驾着推土车来回碾压垃圾。远处的茅舍茅絮丝丝缕缕，一片凄清。陈树生还未从臭气中缓过神来，又听黄科长在耳边说，食水要到一公里以外的村里去担，这里没有饭堂，只能睡临时搭的简易铺……他犹豫了，但一想起家人，想到每月能挣120元，想起将病儿安顿下来的心愿，他坚定了：再臭再苦也要干！
他与10名来自各地的农民工在垃圾场落户了。他当了班长，每天，带领同伴们把从广州市区运出来的垃圾碾压填埋，还管修车、修路。他们与拾荒者一道，吃在垃圾场，住在垃圾场，干在垃圾场，久闻而不觉其臭了。
除夕，广州热闹非凡，垃圾场也格外沸腾。从下午至凌晨，一辆辆垃圾车不断往返于市区与卸场之间。场外喜气洋洋，场内却臭气熏天。节日与他们无缘，他们必须在垃圾上加班加点摸爬滚打。晚上，买来了烧鸡、烧鹅和啤酒，他们忘了满身的汗水和异味，就蹲在垃圾场边破旧的木屋里吃起了团年饭，饭菜虽香，但他们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滋味。夜里饥饿的蚊群又开始空袭，在他们脸上身上轮番攻击……新年的钟声敲响，该收工了，陈树生在垃圾场燃起了鞭炮，火光映红了他们疲乏的脸，大家也终于露出了笑脸。这时，陈树生想起了家里患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而病瘫在床的儿子，想起年迈的父母。其实，钱又能代表什么呢？能买来一家人的团圆吗？也许，这一刻，妻子正盼着他回家，正对着寂寞的四壁，抱着病儿在无声地叹息、流泪……
1987年秋的一天，当区环卫局长将城市优秀美容师的奖状送到陈树生手上时，这个潮汕农民的眼睛湿润了，奖状、奖品、掌声……这些荣誉，也有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可怜的儿子一份功劳啊！自己的心愿其实并不奢侈：将妻子和可怜的儿子安顿在身边，但是现实告诉他，难！
4 两个淘金者的命运
1986年，广西有两个青年农民阿成和阿伟，放弃了本想到广州打工的念头，结伴转到当时还属广州管辖的清远新洲一个可自由开采的金矿上，做起了令人垂涎的黄金梦。
来之前，他俩在村里就听说过矿上的一个故事：一个老农和他的儿子在金矿撞对了矿脉，卖出的矿石连连得大价钱，发达了，但后来矿窿土方坍塌儿子被埋了。阿成阿伟心想，这是他命不好，那矿确实有财可发。于是阿成和阿伟分别向亲戚借了30000元和5000元做本钱，直奔新洲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