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同学聚会，我和石康这对初中死党十多年后重逢。可一见面，我就成了他眼里“靠坑蒙拐骗，有了点儿钱的土包子”。一顿饭吃完，我又变成他笔下陆涛的原型。不过电视上陆涛的奋斗史，远比我的一帆风顺。至少，他还是个富二代。
几年前，我去参加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我1981年上的首师大附中，石康是我同班同学。那次聚会时，他是知名作家，我是不知名企业家，但我是开着宝马去的。他文学青年的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后来我去清华演讲的时候，嘉宾石康还念叨过这事儿：“同学聚会时，我才知道蔡明做老板了。你知道我们文人虽穷，但特看不起这些臭有钱的。我当时就把蔡明妖魔化了，觉得他不就是靠坑蒙拐骗，成了有点儿钱的土鳖么。”
我们俩上学时特铁，老一块儿看弗洛伊德、萨特、北岛、舒婷。想着他们曾经在白洋淀，几个人划着船，喝着当地特别便宜的红薯酒，朗诵着气魄非凡的诗句，胸中就不禁春暖花开。
石康上学那会儿还不是作家，但更飘逸——是诗人。他熟读过去十几年间，朦胧诗派各个作品，信手写来，就是一首长诗。那会儿我朗诵好，声情并茂，嗓音辨识度高，所以一有班级文艺活动，就是石康写诗我来念。一个创作一个登台，黄金搭档。其实我也写诗，就是写得不好，跟他的10万字长诗一比就是小儿科。那个时代物资匮乏，但精神生活特别高昂。同龄人，或者大一点的工人，全写诗。十个人走在路上，一块板儿砖砸下，八个都是诗人。
深厚的历史基础，证明我俩脾性还是相投的。于是吃完饭我俩开始侃大山，渐渐就剖开现象看本质，什么宝马就都无所谓了，因为发现对方没怎么变。侃的顺序是倒叙，先聊现在干什么啊？然后是这之前呢？大学毕业后呢？再就到了上学那会儿。说起那时一块儿读朦胧诗，一块儿看萨特、弗洛伊德，觉得仿佛就在眼前。越说越兴奋，站起来就大声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石康借着唱诗的兴头，跟我说他有一个梦想——能聊梦想，说明基本不只拿我当个臭有钱的了——就是建立一个艺术的乌托邦。像50年代的纽约SOHO，一群艺术家坐在那儿的废旧工厂、荒废院子里，一指：这，就是我们的家园。然后开始搬家、创作，作画、做雕塑、做行为艺术、做人。渐渐画廊涌入，然后是秀场、咖啡厅、餐厅，再吸引先锋品牌在里面开设店面，最终形成了一个美丽的艺术乌托邦。不管太阳升起落下，生命都在不停歌唱。
我一拍大腿：这也是我的梦想啊！
我跟石康说，这几年一半为了工作一半为了寻找美，我去全世界看各种艺术展，参加各种狂欢节、时尚秀。我觉得中国少一个艺术区，一个让人心潮澎湃、处处充满灵感创意的火花又极具商业生命力的艺术区。我在高碑店租了一块地，50年，和大批艺术家、建筑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起，准备把这里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区，现已开工。我希望它能给所有租户无尽的创意灵感，挑战所有游客的想象力极限。
这个话题，从同学聚会，一直聊到之后再一起吃饭喝酒。最后，石康给我起了个名字：陆涛，把我们所有的梦想和故事，写成了《奋斗》。
我看了看电视剧，先关心夏琳和米莱是哪儿来的灵感。发现其实不是由我八卦改编的后，踏实了。然后看陆涛，他身上设计师的脑子，建艺术区的梦想，都是我，但富二代，可就跟我一点儿不搭边了。我爸和我一起创业前是钻研业务、思想活跃、基本没钱的首钢工程师，不是携十几亿美元回国砸房地产的大款。我这二十年的奋斗，比陆涛要曲折多了。
1991年，我从北航毕业。专业是自动化。按大多数人印象我该去工厂车间，摆弄生产线，接我爸工程师的班。但我太不安分了，初中和石康不好好学数学语文，专做文学少年不说，大一时是北航霹雳舞比赛冠军，大二开始抱着吉他坐女生宿舍下面的草坪上唱歌。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外国摇滚乐队的演唱会开在北展，我从家里骑了俩小时自行车过去，但发现票太贵，买不起，就在场子外边迎风而立，又合着风声，听了场馆里边飘出的地动山摇俩小时。
毕业后虽然还是分配进中科院力学所干了一年，但一是心不安分，二是工资太少，总觉得这样下去，生活财务自由的梦想遥不可及。
所以，创业吧。
在现在人看来，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是最好的时代。摆一地摊儿，每天赚100块钱——我当时在中科院一月的工资也就100多。但那也是最坏的时代，成功的人活下来了，说那时有胆就能赚钱。他们身后是无数失败了、没发出任何声音的人。在商业环境、理念、方法都几乎从零起步的中国，那就是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时代。
我没钱，也没人投资，所以必须干启动成本很低的事儿。于是我以发明开始创业。第一个发明是什么呢，现在差不多每家都有，但每个仿造者都没给过我专利使用费——拧水墩布。没错，你家卫生间水桶里蹲着的那个，是我发明的。
我在长安商场租了一个露天的、没柜台的摊位——进门一平米的空地一块。一把墩布没卖，正规柜台我还租不起。一开始，周围稀稀落落，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吆喝，总还有知识分子的矜持，拉不下面子、扯不开嗓子。举个墩布，半天没人聚过来，心急火燎。站了俩小时，心想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拿什么知识分子架子啊。卖不出货，中午饭钱都没有！一咬牙，看见有人走过来，扛着墩布就上前。
可一看人，我一下把头低下了。对面是个美女，而且认识！中科院软件所的所花儿，食堂吃饭时还打过招呼，刚鼓起的勇气又被扼杀了。所花儿没注意这扛墩布的小子，依旧前行。
俩人都快擦肩而过了，不知道是哪根弦忽然不对，还是饥肠辘辘的肚子给我提醒，抑或突然就冒出“我跟她说两句话又能咋地”的倔念头，我咔嚓咔嚓像掰大号齿轮一样抬起自己的脑袋，与她迎面对视，特别阳光地一笑。她还惊讶“这不是蔡明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推销了。比手划脚，前言不搭后语，感觉嘴已不受意识控制。但是，她买了我一把拧水墩布。
事后回想，也许这位前同事，还是有一些同情因素，带着些“你咋来干这个了”的唏嘘念头，买了我的墩布。但终究，这是我第一笔做成的买卖。
破冰永远最艰难。卖出第一把墩布，精神大振，中午肉都多吃了几块，之后回到没有柜台的摊位继续吆喝。毕竟，我这个发明是中国第一个不用拧得满手脏水，套杆一转就完了的墩布啊。凭借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几袋胖大海的鼎力协助，那时普通墩布卖2块8，我的拧水墩布卖21块8，但依旧得到逛商场老百姓的青睐。第一天，卖了77把，商场日杂组第一名。
这件产品当年大卖，火遍京城。我坚持科技发明，去武汉参加全国百货订货会。这次跟在商场一样，没钱租摊位，就带着各种发明：肩扛拧水墩布，脖子套着游泳练习圈(脖子版救生圈，不影响双手划水练习)，脚踩两头穿拖鞋(不用从鞋柜里取出来时倒个儿)，关公耍大刀一样站在场馆外面吆喝。武汉是知名火炉，一身重装备的我如蒸桑拿。但眼里哪有酷日，全是明媚阳光。
时间来到1993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通货膨胀。下半年，畅销产品拧水墩布的原材料涨了一倍。那上半年呢？我盲目乐观，搞了个办公室，像模像样装修一番。而全年，仿造者开始如海浪般汹涌而来。
这年我赔了30万。在那个年代给我的压力，类似现在赔30亿。
年底，朋友约我去看崔健的小型演唱会，工体旁边一个小酒吧。我要了一杯啤酒，听着崔健在台上吼歌。酒没喝，因为你喝完就要再点一杯。我就一直攥着杯子，直到嗓子干得不行，想抿一口的时候，发现冰镇的啤酒已经被捂热了。
当时脑袋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要不，申请破产？
就闪了几秒钟。我不能像陆涛，先追求田园牧歌，不行就撒手不干，有富老爸买断不良资产。我必须奋斗，先活下去，才有梦想。
当时我有另一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
当时的广告语是：“用了油烟机，厨房还有油烟怎么办？科宝排烟柜，帮您排油解难。”
奇迹发生了。后来十几年，我打多少广告，都再也出现不了那时的盛况。连续三天，办公室电话放下就响。一天一口水没喝，饭不吃，从头接到尾，肾上腺激素以十倍速度分泌，丝毫不觉得累。然后我蹬着三轮，大街小巷当板儿爷送货。真正的第一桶金就这么不期而至了。排烟柜、厨房电器、橱柜，一切顺势而起。我在90年代下海潮中活了下来。
其实这不是我的，而是时代的奇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对“生活方式”没有概念。我们住筒子楼，十几户共用卫生间和厨房，上厕所排队，炒菜也排队。因为财富积累的超音速，中国用十年跨越了西方世界上百年的生活方式变迁。老百姓一个感觉：什么都不懂，又什么都想要。买什么衣服有品位又显金贵？厨房卫生间应该有怎样的功能？房子怎么装修才好看？这些茫然，造就了近乎无限的需求。
不管拧水墩布还是排烟柜，都只是初窥门径，但它们满足了这些生活方式剧变的需求，因此得以成功。当代中国仍在停不住的战车上飞驰，随时随地有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比如博客、微博，比如网上购物。抓住这些改变下激生的需求，就能成就一个时代的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