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书中讲述了华少30年的成长经历。其中包括了与奶奶和爸爸在一起的单亲生活；与妻子从相识、恋爱、结婚到养育儿子的故事。华少还激情讲述了自己30年的追梦经历。年少时的他本来是一个内向男孩，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启了做主持人的梦想，大学时又通过层层海选成为一名电台DJ。当电台工作走到巅峰时，他毅然放弃一切，去电视台打杂做临时工，直到成为“中国好舌头”。
[上期回顾]
我对说话这件事产生特别的兴趣，是从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我认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像姜丰。
高三那年，我信心满满地报考了艺术类院校。话说在我所在的这所高中，之前还从未有过报考播音或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我“尚属首例”。
当我凭着满腔热忱报考完之后，真的就“高枕无忧”起来，根本没想过去了解艺考的流程和要求，更不知道艺考之前还需要进行所谓的培训。我为这样的漫不经心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先后经历了两场“悲壮”的应战。
我所报考的学校中，最先考的是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现名浙江传媒学院）。面试那天，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去了，到现场一看，有点儿小崩溃。黑压压的全是人，其中一多半是陪考的家长。突然觉得幸好没让老爸来，要不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得多辛苦啊！
在待考区，不少报考的同学和家长一起背诵诗歌、散文，啊啊哦哦的没完没了。我没什么事，就在那儿数叶子，一片、两片、三片……当我数到两千多片时，终于被叫到名字。进到考场，我就那么直愣愣地一站，老师指了指旁边的书桌，说：“你读一篇文章吧。”我只说了句“好”，然后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概念作文选》，找了篇文章开始读。
初试能过在意料之中，接到复试通知后，我也没当回事，还沉浸在初试轻松过关的自负中，根本就没好好准备。等到复试时，一到考场，我就傻眼了。别的考生都穿得像模像样，吹了头发化了妆，而我穿着校服就去了，更别说其他准备了。原来，复试需要上镜，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心理上受到了影响，我在进场后，大脑一片空白，接连好几个问题都没答出来。譬如“现任国务院总理是谁”，其实我知道，但那会儿偏就想不起来，最后只好说了句“我原本记得”。
第一次闯关完败，虽稍稍伤了些元气，但也还好，当时对理想已“顽固不化”的我恢复得很快。没等浙广出榜，我就卷土重来，踏上了应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征程。上戏的专业里有主持人系，我义无反顾。
考上戏的过程很有趣，我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了三位战友。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一行四人去上海考试，居然都没让家长陪同。大伙儿都觉得，尽管人生地不熟，但好歹是四个人，也没什么好怕的。
可谁也没料到，一到上海就出了状况。下了火车，我们按照考生指南上的提示去坐地铁。那时候杭州还没有通地铁，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只好默默地跟在别人后面，买了票，刷了卡，恍恍惚惚地跟到站台。
这一路上人挤人，你若不走，自有后面的人推你走。我们几个差点儿被人潮冲散，好不容易“手拉手”到了候车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没等多久，列车呼呼地开过来了，站台上的人们都往车门挤。等我反应过来，三位战友已经顺利地挤进了车厢，而人高马大的我被屏蔽门关在了外面，愣没挤上去。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站台上，看着他们三个在车厢里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刹那间有了种生离死别的错觉。车厢开始慢慢移动，我突然醒悟，冲着他们指了指我腰上的BP机，一边指一边喊：“呼我、呼我！”
然后我就那么等着，左等右等，BP机不响，人也不来。过了一会儿，我琢磨着：“我傻呀，我们都在同一站下车，我直接坐过去不就又能碰到了吗？”
我赶紧坐了下一班地铁去追他们。可是到了站，还是找不到人，左右为难了一会儿，我又一拍脑袋：“嘿，干脆直接到上戏，到了上戏总能找到他们了吧！”
奔出地铁，我毫无方向感地拦了一辆出租车。我摸出随身带着的招生简章，上面的报名点有两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就指着其中一个，让司机师傅送我过去。然而三位战友就好像坐着地铁穿越了一样，完全不见踪影。难道他们去的是另一个报名点？
无奈之下，我又拦了一辆出租车，掏出招生简章，指着地址问师傅：“你好，我现在是在这个报名点，对吧？”
“是的呀。”“那您能拉我去这个点吗？”我指了指另一个报名点。
“你真的要去吗？”师傅的眼神中充满了异样。
“对呀！”我很坚定。
车开出半小时有余，终于到了目的地。我看了眼计价器，四十几块钱，还真是够远的！付完车费走下来，抬头一看，又一个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门。
原来，两个报名点，一个在上戏的正门，一个在上戏的后门，如果从校内直穿过去不过几百米而已，但要是打车的话，就得绕上一大圈。没办法，也不能怪人家司机不厚道，他的确问过我很多次，谁让我那么坚持真的要去！
既来之则安之，我找到报名点，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等，这回不能再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终于现身，大家顾不得享受“重逢的喜悦”，赶紧各自报完名，然后去找住处。
我们第一天是住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铁路大厦，但住了一宿后，大家都扛不住了。没法儿洗澡不说，连厕所都是公用的。第二天，我们转战到了上戏招待所，名头虽然还算响亮，但实际上是由地下室改造的，而且这个地下室原来还是一个防空洞。
来这里住宿的基本上都是考生，大家年纪相仿，也没多少戒备之心，很快就熟络起来。晚上大伙儿还凑到一块儿喝了点儿啤酒，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第二天的考试。
我至今仍旧无法理解当时考官们的标准。进去以后，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摘掉眼镜，这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我没有固执地反驳，默默地把眼镜摘掉，听到考官抛过来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啊？”我瞬间又回到了当初复试浙广时的木讷，我居然回答：“不戴看不清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考完试，我们又在地下室住了三天，等到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同住在防空洞里的八人，大概只过了两个。至此，我的上戏之梦最终被宣布如泡沫般破灭。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历经了两次挫败，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一些培训之后，还是如愿以偿，考进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分校。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它并非一所高起点的学校，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成就了我的“笨鸟先飞”与“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