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时锋 王子约
[ 下半年就业形势和年度内7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决定经济下限的弹性 ]
全年增速到底是7%、7.5%，还是神秘的6.5%，市场进入猜测状态。
不过，本报采访的多名专家均称，无论哪个数字，对中国经济而言都是可以承受并处于合理空间，而非不可逆转的崩溃式下滑。部分专家表示，从刚刚公布的半年数据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态势，但依旧存在下行风险。在政府留足了“后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
经济下限之争
对于经济下限的三个数据，业界仍在争论不休。
其中，7.5%是政府年度经济目标。研究者对记者表示，如果全年没有完成这一目标，政府按照要求可能需要向人大解释具体原因。
7%是“十二五”规划的年度增长目标，意味着政府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
6.5%则缘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海外的一次表述，他在美国表示，中国实现今年目标没有太大问题，但不是意味7%或6.5%就出多大问题。研究者对记者表示，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官员，这可能是楼继伟对于中国在结构调整时可以承受底限的测算，但也不排除是官方机构的内部测算。
申银万国[微博]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经济下限问题不是今年突然提出的，实施下限管理应该说是政府从去年十八大以来所订立的思路。
李慧勇对记者表示，2011 年申银万国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经济进入弱周期。新周期与旧周期的不同点在于，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个抑制的上边界；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和财政收入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个保增长的底线，即增长的下边界。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上有顶、下有底的弱周期格局。7％~8％的增长，3％左右的通胀将成为弱周期的一种常态。
而野村证券经济学家张智威则认为，中国经济真的到6.5%也不是没有可能。他预测，6.5%会出现在明年二季度，而且即便到6.5%也能为政府接受。
张智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二季度出现了放缓，但现在的放缓速度对于政府来说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经济增长仍在全年7.5%的调控目标的轨道上。但2014年，经济增长可能下滑到6.9%，理由是政府可能在2014年将年度增长速度降低到7%。
“稳增长”还是“调结构”
近日，新华社连续发文强调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从高层的思路来看，三者皆为今年的重要经济任务。与GDP数据“站队”一样，“稳增长”和“调结构”这对看似矛盾的任务也不可逆转地引发了各界的“口水战”。
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问题更严重，应该以调整结构为首要任务，甚至适时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部分专家却认为二者相互依存，经济不保持一定的增速，结构也不可能调整好。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意思就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同样重要，经济政策要走一条“均衡”路线，既要坚持稳增长，又要坚持调结构；既要坚持控风险，又要坚持促改革；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的想法是不对的。
而另一派观点却认为，调结构的迫切程度已经高于稳增长。智库研究机构一名研究人士昨日对本报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如同一颗不断储蓄能量的炸弹，如不进行疏导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昨日发表报告也称，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国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都出现了持续下行的现象。目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而就业并没有显著恶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是接近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增长。报告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应当正视这一转折的到来，不能沿用原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思路来调控经济。
中国底线是就业
上述研究人士认为，经济增速不论是6.5%还是7.5%，都不能从数据上判断经济形势。“经济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进入另一个区间。”他解释，在现有情况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也对本报表示，所谓底限不应是被单纯看成一个数字。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底限是就业，因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不是GDP，而是改善民生，而民生之本是就业。
以往的一种说法是，政府长期订立8%的增长速度就是要保证就业。而从今年前两个季度的表现来看，就业市场存在一些恶化的迹象。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6.5%，增速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低于上半年7.6%的GDP增速水平。其中，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出现放缓。而在前两个季度数据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均罕见强调，中国要高度关注居民增收问题。
但就业仍是一个滞后的指标，目前从已经公布的数据和新闻中还没有看到就业下滑的消息。由于中国农村务工者往往要在省内长途或者跨省就业，需要计算路费成本，因此一旦出门后可能半年内持续找不到工作才会返乡，因此下半年就业形势和年度内7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决定经济下限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