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辉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对外公布该校本科人才培养路线图，包括大量新举措，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面向全校3000名新生开设的“新生研讨课”。为此，人民大学从全校遴选出179名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新生导师，还向每位导师提供2万元经费专门用于喝咖啡、聚餐、参观博物馆等增进师生互动交流的活动。
应该说，“新生研讨课”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其“新”主要在于学校专门拨出经费，以保障新生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外交流活动。这似乎是以往所没有的。对读书人来说，“独学无友”很危险，除埋头读书、实验外，也要跟人聊天，交流心得体会以砥砺思想。在咖啡厅或餐厅，师生几人坐在一起，如琢如磨，确是对严肃系统的课堂教学很好的补充。依个人有限的了解，这种探索，既有传统可循，亦有当下经验可以参照。
传统的例子，我这里举两个。一个是西南联大（1938-1946）时期，物理学家吴大猷与李政道的例子；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大周辅成与赵越胜的师生情。
据吴大猷先生在其书《回忆》中回忆，李政道“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取更多的。我由他做题的步骤，发现他的思维敏捷，大异寻常。”可以说，正是这种师生课堂外的交流，满足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的求知欲，并为其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周辅成与其学生赵越胜之间朴实感人的师生情在赵所著《燃灯者》一书中有生动记录。书中多次写到，两人讨论完学问后一起下馆子或在饭馆里边吃边谈。其中一头一尾的两次最是有趣。
1976年初，周辅成约了赵越胜在当时城里清静的萃华楼饭庄见面谈上次未能谈完的话题。点了菜，等候着，周便开始问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聊开之后，赵聚精会神听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周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赵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赵狼吞虎咽吃完了饭，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 peasant（富农），你是poor peasant（贫农）。"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钱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这是第一次的情形。
书中所记最后一次是1981年初春，当时已是研究生的赵越胜依惯例与周辅成在北图见面。周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之后可以一起去尝尝。傍晚时分两人来到大三元酒家。赵瞧见菜单上多为5元至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便对周说此处忒宰人了。周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赵挽着周的胳膊，带其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两人边走边聊，最后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了些东西吃。
如果止于课堂教学，二人就不可能“既是师长，又是知己”并成就一段薪火相传的佳话。
当下则有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周保松的例子。他的《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广受欢迎，其辑一《学生》就是对师生交流活动的精彩再现。书中收录了他和学生一起远足郊游、在新亚书院草地上导修课（即小班讨论课），以及原典夜读课的许多照片。周保松还在一张照片下注明：“读完，有时会和学生一起去大排档宵夜，喝点啤酒，聊会天。”
这样的精神和学术交流，激发了学生对学问的热诚，他们课后亦常找老师讨教。书里写道：“我下午在图书馆，有位同学见了我，立即拉着我到烽火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国际正义问题。接着在范克廉楼的咖啡阁，碰到另一位同学，大家又就宽容（toleration）的道德基础及其适用范围，辩论了很久。”
我想中国人民大学推出这种人才培养方案，理应能造福师生，也祝愿从中多成就几段师生佳话。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讲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