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曾汶
“罗伯特·福特曼和丽莎·本海姆50年前在康涅狄格州汤普逊相识。
丽莎和鲍勃（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作者注）1988年10月11日在康涅狄格州汤普逊结婚。
敬备家宴，恭请光临。”
这张历经二十多年岁月、已略显陈旧的英文婚宴请柬，是我前些时候在整理书桌抽屉时发现的，它勾起了我对一段愉悦、窘迫和惊诧交集的往事的回忆。
那是在1986年3月，北京商务印书馆编审、我的责任编辑方生打来电话，说美国加州某大学的福特曼教授获知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已在中国出版，十分高兴，想购存一册。教授短期内并将来中国旅游访问，第一站就是上海。方生说我是上海人，又是林肯著作的译者，由我来接待一下最为合适，但不知我是否愿意。我欣然表示同意。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这位福特曼教授便偕同夫人如期抵达上海，并按照我给他的信中的地址来到我家里。
福特曼教授年龄和我相仿，六十多岁，腰板挺直，仪表堂堂，夫人玛琪金发碧眼，风姿绰约，两人之间的亲热程度以及Daring、Honey之声不绝于耳，令人相信他们是一对真真切切的恩爱夫妻。我和他们会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已经签好名的《林肯选集》中译本送给福特曼教授。他如获至宝地双手接过，把书紧紧贴在胸口，轻轻拍几下，这个滑稽动作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不同国家和语言之间常有的生疏和隔阂顿时化为乌有。
福特曼是英美文学专家，但他特别喜爱中国，关注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相当深入，对鲁迅尤其推崇，讲起来头头是道。他正在努力学习中文，且认为能读中文比能说中文更有价值，而他以前所有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是从英文书本获得的。我对他的好学不倦精神深为敬佩。
午餐就在舍间进行，我夫人做了几个她的拿手菜，如土豆色拉、啤酒烤肉、烟熏鲳鱼、罗宋汤等等。这些菜其实都是外国传进来的，福特曼夫妇却吃得有滋有味，还不时询问菜的做法，好像这是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尝到似的。经验告诉我们，外国人在吃的方面最不讲究，最容易满足，请外国人吃饭，是一件极轻松愉快的事。
饭后休息片刻，我和女儿打的陪福特曼教授夫妇去南京路新华书店，这是教授自己拟定的上海第一个必去之地。但车到目的地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窘极，终生难忘。那时上海各大马路边上每隔一定距离都有一个埋在地下的痰盂罐（一只长方形盛水的盒子，供行人吐痰用，目的是防止随地吐痰，实际上反而助长随地吐痰恶习，因此没多久就取消了），新华书店门前正好有一个，上面的铁盖不知怎的没了。福特曼夫人下车后只顾得抬头观望书店门面，没有注意到脚底下这个“陷阱”，只听见她一声惊叫，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已经踩进痰盂罐。她慌忙拔出脚来，鞋上、袜子上、脚上已沾满痰液秽物，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围观人群一大片，作为东道主的我的窘态是可想而知的。幸好书店女经理闻讯赶到，急忙把她扶进办公室坐下，同时端来一盆热水让她洗了脚，并把高跟鞋揩拭干净。只是湿袜子没法穿了，只好光脚穿高跟鞋，十分狼狈。在整个过程中，福特曼夫人始终面带微笑，而且连声说她走路没留神，是她自己不好，福特曼教授同样温文有礼，无半点愠色。我想人们常说的“教养”二字应该就体现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刻。外国客人这种宽容大方、遇变不乱的素质，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事后福特曼夫妇仍兴致勃勃地逛完整个新华书店，教授还买了两大本中国画册，托书店打包寄回美国，说这两本书将是他书房里最珍贵的收藏。
新华书店出来，我们又去了虹口公园，因为福特曼教授敬仰鲁迅，谒鲁迅墓是他的夙愿。我们在公园里边走边谈，他向我提了许多关于鲁迅的问题，我几乎都一知半晓，只能勉强应答。玛琪对公园的花草树木特感兴趣，不断问我这棵树那枝花叫什么名字，我植物知识十分薄弱，连中文名称都不知道，遑论英文。此行使我深感要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口语译者谈何容易，我离这个标准太远了。
虹口公园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沿多伦路走了一圈，最后在大鸿运饭店随便吃了些小笼包、馄饨、饺子之类的东西，权充晚餐。这些其实都是最便宜不过的平民化食品，外国客人却把它们视为珍肴，吃得十分开心。记忆中，这顿晚餐一共花了不到三十元钱，但收获的友情和乐趣却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不平常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由于福特曼夫妇次日另有约会，我们送他们回锦江饭店后就和他们互道珍重，依依惜别。福特曼教授回国不久就给我们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我们夫妇对他们的招待，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下面一段话：“我们喜欢我们见到的一切，我们喜欢我们能预见的一切，只可惜我们不能再活65年，看看2050年的中国是什么模样，那将会是非常美妙的。”以后由于彼此工作都极忙，我们没有再通讯联系，直到两年后的1988年，我意外地收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张婚宴请柬。请柬的内容把我惊呆了。他和玛琪这对“恩爱夫妻”到底怎么啦？是婚变，还是玛琪猝然离世？他和新夫人丽莎最初又是什么关系，是邻居、同学还是初恋情人？是什么促使他们在漫长的50年后忽然走到了一起，请柬里这两行充满诗意的文字该如何解读？这一连串问题像个巨大的谜团压在我心头，使我完全失去了收到婚柬时应有的那份喜悦。当时我真想立刻写信或打国际长途向他问个明白。但是考虑到我和教授仅一面之缘，而且这纯属他的个人隐私，打听别人的隐私即使不是不道德，至少也是不礼貌的。人生充满离奇变幻，有说不完的浪漫故事，道不尽的悲情插曲，一切皆有可能，那就顺其自然，以不变应万变吧。所以我强忍住心中这份疑惑和好奇，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祝贺，便把请柬收了起来。一晃就是25年，直到最近才把它从抽屉底里翻了出来，它依然是我心中一个解不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