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释后的任建宇在劳教所门口接受电话采访(徐晓帆 图)“以前是我围观别人试图改变现实，做梦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网民的围观而改变。”
“终于能坐着吃顿饭了。”2012年11月19日晚，永川一家小饭店，任建宇呷了口啤酒，对着一旁的女友和父亲说。
在下午走出劳教所之前，15个月里，这位因发帖被劳教的大学生村官，每天的饭都得蹲着吃。
重庆劳教委以“决定不当”而非“违法”，撤销对他的劳教决定。2011年8月18日，任建宇被警察带走，原本他还要再蹲上9个月。
接他出来的官员最关心：撤诉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11月20日下午，重庆三中院一审宣判，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任建宇的起诉。
任建宇决定：上诉。
大批媒体涌入重庆，围住这位曾经因言获罪的年轻人。
“以前是我围观别人试图改变现实，做梦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网民的围观而改变。”说话的时候，任建宇低着头。
这天深夜12点，任建宇在酒店房间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因为比入狱前瘦了三十斤，那件黑色夹克穿在他身上显得异常肥大，脚上蹬的那双布鞋还是在劳教所里穿的。
11月21日下午5点，微访谈。一年多未使用电脑，一个几十字的回答，他往往要用一分钟以上时间。他注意到这一天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了五个问号对劳教制度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大家应该努力把它变成句号。”
“教官都很同情我”
南方周末：在里头关了这么多天，一下子出来了，是什么感觉？
任建宇：感觉自由很可贵，这个时候才真正理解那句“不自由毋宁死”的含义。人身自由更可贵，回来感觉真好。
南方周末：你父亲第一次去见你，你说：爸爸，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不偷不抢，最多20年就会平反。给自己设定的这个平反跨度为什么这么长？
任建宇：一个是需要让父亲相信我，从内心认定我这个人没问题，另外那时候心想，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会一步一步向前的，薄熙来和王立军都不在位置上了，我肯定有机会让社会重新认定这个事情。只是当时我没想到薄王会倒得这么快。
南方周末：你父亲说，你进劳教所第一件事就是托你父亲帮你找律师。
任建宇：是这样的。重庆和四川的律师都没人敢接。后来我给女朋友写字条，让她到我微博上找找我关注过的律师。后来她说，她害怕给我惹麻烦，已经把我微博上的内容都删除了。我知道了之后，心想唯一证明我清白的东西都没有了。
南方周末：当时是不是很绝望？
任建宇：很无助，只是想多减几天，赶紧出去。
南方周末：听你女朋友说，你一开始非常担心完不成工作量，很焦虑。
任建宇：当时下生产大队之后，我分到的活儿是做线圈，我眼睛近视，看不清，手脚很慢，心情又很郁闷，老是完不成。每天规定完成125个，但我最多也只能做50多个。月底结账就会罚分，每罚十分，就要多服刑一天。
当时很绝望。如果一直这么被罚下去。不仅减不了刑，还可能会延长。还好最后没罚成，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换工种了。我们小组长跟我关系好，几天之后就让我去做质检，没有任务压力。
南方周末：听出来的人说，你在里边后来还做了小组长。
任建宇：那是在整训队(负责队列训练)的时候，里边的教官都很同情我，觉得我罪名有点过。但后来大队长觉得我太斯文，管不下来，又让我回生产大队了。一直做生产有一个好处，可以专心去做一件事，这样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会想其他的。
南方周末：听说你们还要唱红歌？
任建宇：每天看完《新闻联播》之后都必须唱20分钟，《打靶归来》《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是固定曲目。去年10月还组织了唱红歌大赛，唱得好可以提前解教一天，大家都跃跃欲试。第一名减一天，第二名加8分，第三名加6分，十分算一天。元旦也组织过一次，但那回不再提前解教了，就是发洗衣粉。但我一次都没去，本身自己就反感这个。
南方周末：但是我在你的QQ空间里，看到了你当村官时唱红歌的照片。
任建宇：那是政治任务，2011年7月，镇上组织唱红大赛，我所在的村也参加了，我组织的，唱了两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参加的都是村干部和小组长，当时服装经费有限，只有两三百块钱，就去武装部买了迷彩服。
唱了不止这一次，后来看到整个重庆都在唱，我就在想，唱红歌花这么多钱，能够做什么？这个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实惠？如果真正投入给农民，给他们带来一些效益，可不可以？
南方周末：除了看《新闻联播》，在里边还有什么途径获得外界信息？
任建宇：可以看到《重庆法制报》和《法制日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今年2月份开始就不发了。后来有一天，我在一个警察值班室看到报上说，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长，我就跑去跟方洪(以“一坨屎”讽刺王立军被劳教的重庆市民)说，“方洪你可能要出去了。”后来跟其他人说了之后，所有人都乐开花，开心得不得了。
南方周末：听说你在里面说话很少？
任建宇：唱红歌的时候，方洪会说两句，声音比较大。跟他相比，我就比较温和一点。管教干部对我也比较通融，让我打电话时间会比较久，因为如果长时间听不到女朋友声音，太痛苦了。
“我和英雄一起战斗过”
南方周末：看讯问笔录，感觉其实你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敢直言的人？
任建宇：实际上我在网上发帖是非常谨慎的。当时QQ群里有些人发谣言，我还劝他们不要发，这样子群会出问题，你发谣言，会让我们群的可信度降低，会给批评你的人留下借口。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平和的。
南方周末：你的博文有很多与基层现实有关，特别是为农民打抱不平。
任建宇：刚开始到村里，就是想真正做些让农民得到实惠的事情。但有些事情你无可奈何，无法改变更多。比如说重庆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两翼指渝东南和渝东北)政策，要求三年增收一万元，这是薄熙来搞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南方周末：当村官看到的是不是跟想象中不一样？
任建宇：刚开始，我非常努力地去适应环境，如果领导说要去陪酒，都是主动去的，但渐渐发现这样很没意思，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我不能被环境改变，后来能少喝就少喝。
我在工作中受不了有人刻意刁难，如果我认为没有错的，就没有错。后来领导找我谈话，他说，没事，不要这样子，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还要刚，还不是这样下来了，意思就是说还不是这样委屈下来了。
南方周末：你的同学都觉得你后来越来越愤青了。
任建宇：其实是上微博之后。围观很多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就觉得，每个人做好自己，如果可能再去影响一部分人，会让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变得更好。
南方周末：跟你骨子里的性格有关？
任建宇：从小就有点直吧，爱打抱不平。出这种事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很幼稚，但害我的大概是那些小时候读的名人名言(笑)，叫你做一个正直的人，叫你做一个善良的人，结果你期望去改变去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哦(拍掌)，突然，进去了。
一个小村官，不能改变什么，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就做好。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想过要做多么伟大的人，只是觉得做什么事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网上有个评论我印象很深：“在这个时代，等你老了的时候，你孙子问你，你爷爷是英雄吗？爷爷说，我不是英雄，但是我和英雄一起战斗过。”
南方周末：在体制内，跟你有共同语言的人多吗？
任建宇：有一次，我建议另外一个村官加入一个读书会，他进去两三天就退出来了，他说你们思想有问题。
“政治觉悟会高一些”
南方周末：开庭之后，听说重庆劳教委一直希望你撤诉。
任建宇：最开始三中院合议庭审判长跟我谈过，说会判我胜诉，可是劳教委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审判长问我能不能妥协一下，大家都好过一些，我才同意跟劳教委谈，因为我需要一个清白的身份。
南方周末：为什么坚持不撤诉？心里纠结过吗？
任建宇：也考虑过要不要放弃，能够尽快出去肯定好。但首先我要证明我是清白的，因为我没有违法事实。
南方周末：你后来最大的焦虑，不是担心在里边怎么过，而是出来怎么办？
任建宇：对。出来之后怎么面对亲人？最担心的是我外婆，所以一直让我女朋友骗她，说我去新疆工作了，还让在新疆当兵的朋友寄特产给她，说是我带的。
传统眼光里，我是有前科的人。工作单位肯定回不去了。我也担心，在体制里生活惯了的人，离开后能不能生存下去。有些亲戚朋友到现在都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很幼稚，如果不发帖，就不会落到现在这样。
南方周末：最初你很绝望，但后来你反而劝女朋友，说出来有手有脚，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任建宇：总要先生存下来嘛。我一直说回来开一个废品回收站。如果不出这个事情，还可能在体制内混下去。我现在还有另一个想法，恢复工作，不一定回去上班。这是恢复身份的一种方式，也证明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违法事实。如果不恢复，别人会认为，你是有问题才不恢复。
南方周末：你后悔当初的行为吗？
任建宇：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只是因为大环境，演变成了一个悲剧。但如果因此推翻你之前所做的，说那是错误的，我想我不能这么做。
南方周末：还会发微博关注时事？
任建宇：肯定的。
南方周末：政治觉悟会更高些？
任建宇：对。